傳奇影評人羅杰·伊伯特丨《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記憶迷宮

“在‘壞日子’里，

我會寫一些疾病帶來的脆弱和困擾，

在‘好日子’里，

我會寫一部令人狂喜的電影是如何幫我擺脫痛楚的。”

“在所有的藝術形式中，電影，最能喚起我們的共情。

好的電影，讓我們變成更好的人。”

——羅杰·伊伯特

羅杰 ·伊伯特 ，這位傳奇影評人有著如下奪目光環： “影評界首位普利策獎得主”“留名好萊塢星光大道”“ 全美最 負盛名、最值得信賴的影評人 ” “電影界的羅馬皇帝” ……

羅杰·伊伯特和他的標志性“大拇指” 手勢

他的評價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左右一部影片的票房，他的“大拇指”手勢堪稱家喻戶曉的“觀影風向標”，可帶動DVD銷量翻倍。當尚未拍出《蝙蝠俠》《盜夢空間》的諾蘭帶著新片在電影節首映時，看到伊伯特出現在影院，他興奮地與團隊擊掌相慶，獲得這位大神的好評，可能就是他事業的轉折點。

伊伯特在觀眾和創作者中都有如此高的影響力和信譽度，其坦率公正的準則功不可沒——對佳片不吝贊美，從不避嫌，對爛片則毫不留情，不懼怕得罪任何人。透過他的文字，讀者感受到的是一個真摯純粹的人、一位幽默敢言的朋友。

《偉大的電影：終章》是羅杰·伊伯特40余載影評生涯的巔峰代表作，所收錄的62篇文章全部來自伊伯特生命的最后階段，彼時他正一邊與病魔斗爭，一邊與時間賽跑，筆耕不輟。我們甚至能從文字中感受到一種緊迫感，仿佛他要把一生對電影的熱愛和理解都傾注其中——他希望通過這些文字，讓更多的人愛上電影，理解電影，也讓每一部偉大的電影抵達觀眾。

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

Eternal Sunshine of the Spotless Mind，2004

有次我去養老院探訪，從阿爾茨海默病晚期患者所在的那層走廊穿過，病人有的看起來焦慮不安，有的憤怒躁動，有的只是呆坐在那。我完全不了解他們的大腦怎么了，我想知道那些焦慮和憤怒的病人對于自己是誰以及自己出了問題是否多少有點概念。在看《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時，我想起了這些消沉而順從的人。失去記憶的他們一直活在當下那一刻，他們只能接受這個事實，因為除此之外他們已經一無所有了。

在這部由查理·考夫曼（Charlie Kaufman）編劇的電影中，有個角色引用了亞歷山大·蒲柏（Alexander Pope,1688—1744，18世紀英國著名詩人）的幾行詩：

純潔的維斯塔貞女多么快樂！

遺忘了塵世，也被塵世遺忘。

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

接納每次祈禱，舍棄所有愿望。

這一段來自一篇相當長的詩歌，我懷疑本片中那個叫瑪麗的角色是不是真能背得下來。觀眾并不需要知道這個，當她提起亞歷山大·蒲柏的時候可能大多數人并不比她知道得更多。她引用這段是為了打動她愛著的老板。考夫曼有著不費吹灰之力就在銀幕上闡釋主題的絕妙技巧。想想看他創作的《改編劇本》（Adaptation,2002）的劇本嵌入了多少關于進化的信息。

考夫曼，這位21世紀以來最具天賦的編劇，最為關注思想和記憶的過程。他為斯派克·瓊斯（Spike Jonze）導演的《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Being John Malkovich，1999）撰寫的劇本涉及一種進入他人大腦15分鐘的方法；由他編劇、米歇爾·貢德里（Michel Gondry）執導的《人性》（Human Nature，2001）著眼于人類行為先天和后天的理論：人類究竟是天生如此，還是后天習得？瓊斯的《改編劇本》將一對雙胞胎與蘭花的生長演化（被當作物種繁殖的絕佳范本）相對照— 兄弟倆一個遵從本性寫作，另一個靠后天培養；在喬治·克魯尼（George Clooney）的《危險思想的自白》（Confessions of a Dangerous Mind，2002）中，他描繪了查克·巴里斯同時作為綜藝節目制作人和中央情報局（CIA）致命殺手的雙重生活（巴里斯認同自己的殺手身份）；考夫曼導演的首部作品《紐約提喻法》（Synecdoche, New York，2008）是他最具挑戰性的影片。在這部影片里，他不僅嘗試將我們的大腦理解不同角色的方式戲劇化，還試圖把我們不同層面的體驗組織在自己可以控制的獨立分區中。

這些聽起來就像是進化論或神經科學的課題，但考夫曼和他的導演們將這些主題結構成脈絡清晰的電影，以至于我們在觀看時似乎沿路而行，直到抵達身份的邊界。《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像《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一樣，影片的獨特性在于虛構了一個絕佳的設計，并且明智地不去解釋它。我們只知道波士頓有一家什么公司可以消除你對一個人或一些事情的記憶，僅此而已。

影片的開場就像一場浪漫的邂逅。確實，這是一部圍繞若干浪漫邂逅展開的電影，雖然其中有并不那么浪漫的部分。一個嚴肅的、愁眉苦臉的男人約爾［金·凱瑞（Jim Carrey）飾］臨時決定踏上一列火車，他在車站遇到了克萊門汀［凱特·溫絲萊特（Kate Winslet）飾］，后者覺得他們似曾相識。約爾并不這么認為，雖然她一再堅持。之后，他跟她回家，兩人發生了關系。事實上，他們確實見過，也相愛過，但沒能走到最后，他們把關于對方的記憶消除了。

這些信息影片交代得非常清楚。之后的信息也很明確。當受到傷害的約爾發現克萊門汀的所作所為后，為了報復對方，他也要把她從記憶里刪掉。他的頭被一個類似鋁制橄欖球頭盔的東西固定住，頭盔連著一臺小得令人擔憂的筆記本電腦，操作的技師名叫斯坦，他一邊擺弄電腦一邊和同事瑪麗喝著啤酒。當約爾失控時，他們正穿著內衣在約爾的床上又蹦又跳。

斯坦被嚇壞了，他給老板梅日維亞克醫生打了電話，對方可能也很慌亂。戴著頭盔的約爾拼命抵抗對克萊門汀記憶的失去。他確實改變了改變自己想法的想法。此時，考夫曼出其不意，將觀眾們推入了時間與現實的迷宮。我們看到了兩個人在不同時間節點發生的事情：在兩個人記憶都被消除之前；只有克萊門汀一人的記憶被消除之后；約爾消除記憶的過程中— 這期間約爾甚至試圖將他們假想成是兒時玩伴來隱藏這段要被消除的記憶。

一些觀眾對影片在時間和地點上的跳躍感到很困惑，但我覺得只要我們意識到所有事情都發生在同一個地方，即約爾的頭腦里， 這樣難題就解決了。在記憶被消除之前、之中和之后，他們在一起的記憶都是碎片化的，這就能解釋為什么影片讓人覺得跳躍。影片開場的車站段落在時間線上更靠近末端。

我們不一定得把所有東西拼湊在一起。考夫曼和導演貢德里利用電影本身的特質，讓影片即使有些地方比較難懂，在情感上也講得通。我們知道人的大腦很容易理解并接受閃回、幻覺和相互矛盾的現實。即便是第一次看到閃回的小孩也能理解它是怎么一回事。看到現實中不可能發生的事情時，我們就明白它是主觀的，是在觀看者的頭腦中形成的。這便能解釋本片中崩裂的海邊小屋和《紐約提喻法》里一直在燃燒的房子— 我們當時就知道這些都不是“真實的”，如果之后尋求一個“解釋”也沒什么意義。這些電影建立在對大腦如何轉譯信息的深刻認識上。

作為編劇，考夫曼不僅獨具匠心，而且精于謀劃。注意他是怎樣運用斯坦、瑪麗和一頭霧水的辦公室助理帕特里克之間喜劇性的支線情節來與多舛的主線故事相對照的。梅日維亞克醫生這個角色好比普洛斯彼羅（Prospero）[普洛斯彼羅是莎士比亞戲劇《暴風雨》（The Tempest）的主角，在劇中，他用魔法掀起一場暴風雨，讓篡奪自己王位的敵人找回了迷失的本性。]為影片荒誕的設定增添了一些莊嚴性。如果我們對這些“額外角色” 不滿，可能也會對莎士比亞劇本中起到相同作用的人物感到不滿。在一部背景完全被架空的三幕式電影中，很難只聚焦兩個人物，要拍得有意思就更難了，但是這樣的電影又必須得吸引人。這種喜劇化的調節，是考夫曼在搭建劇本結構時用到的重要手段。

他的劇本要求演員做到在荒誕之中依然面無表情。沒有比演員表現出他在演的東西很好笑更致命的事了。好不好笑觀眾說了算。對于角色來說，劇本就是他的人生，這可沒什么好笑的。巴斯特·基頓在電影里從來不許自己露出笑容或者擠眉弄眼；卓別林有些笑容，但有點多。在《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中，金·凱瑞自始至終是一個喪氣包；約翰·庫薩克（John Cusack）在《成為約翰·馬爾科維奇》里想要全心全意做好事，馬爾科維奇本人也一臉正派；《紐約提喻法》里的菲利普·塞默·霍夫曼在竭力挽救自己的精神狀態（這部電影本身一點兒都不好笑）。

我對考夫曼的影片有這么多感觸是因為我一直癡迷于思考我們是誰，以及我們認為自己是誰。我懷疑與他人交流的秘密或許在于與對方所認識的自己交流。想要驗證這點，你可以試試跟一個德高望重的人開玩笑或者對一個無足輕重的人深懷敬意。他們會認為你很有洞察力。

《美麗心靈的永恒陽光》的高明之處在于它闡釋了愛與記憶是如何互相影響的。相比痛苦，我們更容易想起快樂的事。提起醫院，護士的笑臉要比那些不眠之夜更讓我記憶深刻；對于酒鬼來說，喝酒的酣暢要比宿醉印象深刻多了；落選的政客總是記得當初的掌聲；分手的情侶還會惦念那些浪漫往昔。

約爾和克萊門汀不愿放棄的是那些完美的時刻，當時他們仿佛得到了來自上天的庇護，灑滿了永恒的陽光。我希望美好的東西永遠凝結在那些阿爾茨海默病患者的記憶里，他們看起來是那么安靜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