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支紅軍游擊隊，為何拒絕改編成新四軍，還殺害老上級？

1938年春天，隨著新四軍的成立，南方八省的紅軍游擊隊正陸續改編為國民革命軍新編第四軍，開赴抗日前線。

然而，在江西東北部的深山密林里，卻有一支紅軍游擊隊，仍然高舉著舊日的紅旗，對山外“國共合作”的呼聲充滿了警惕與懷疑，拒絕下山接受改編。

紅軍游擊隊

這就是以磨盤山為中心、由楊文翰和裴月山領導的紅軍游擊隊，一支擁有數百人、根植于贛東北血火土壤的堅強力量。

楊文翰率領的這支紅軍游擊隊，與方志敏的名字緊密相連。

楊文翰是江西橫峰人，早年深受方志敏影響走上革命道路，對方志敏懷有極深的感情。當年，方志敏率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北上，途中遭到敵人絞殺失敗。楊文翰留在贛東北，集結了一部分紅軍北上抗日先遣隊的幸存者，繼續堅持革命斗爭。這支紅軍游擊隊的每個人身上，都背負著對國民黨“圍剿”的深仇大恨。

更讓他們難以釋懷的是一次慘痛教訓：此前曾因輕信國民黨的下山集結號召，遭到伏擊，損失了十多位戰友。血的教訓，加上長期與上級黨組織斷絕聯系，讓他們像受傷的猛虎，蜷縮在山林，對任何來自外界的訊息都投去審視甚至敵視的目光。

當新四軍駐贛辦事處成立，中共東南分局委員黃道得知這支隊伍的存在后，曾滿懷希望地連續派去兩批聯絡員，試圖傳達中共中央關于改編、共同抗日的指示。令人痛心的是，這些肩負使命的同志，無一例外都被楊文翰部當作“叛徒”處決了。

中共東南分局委員黃道

信任的橋梁，尚未搭建，便已崩塌。

1938年5月，一個風塵仆仆的身影出現在南昌新四軍駐贛辦事處，他是關英。

關英的經歷本身就像一部濃縮的革命傳奇：出身江蘇無錫工人家庭，在上海紗廠當過童工，很早就投身革命，從事地下工作。1931年被派往贛東北根據地，歷任要職，并于1934年主力紅軍長征后，臨危受命擔任中共閩浙贛省委書記，堅持游擊戰爭。

在最為艱難的時期，關英率省委機關突破重圍，轉移到皖浙贛邊界，將省委改組為皖浙贛省委，以休寧的石屋坑為基地，領導紅軍獨立團在三省邊境打了許多漂亮仗，一度將隊伍發展到三千人，成為一面不倒的旗幟。

然而，1937年初的一次慘烈戰斗中，獨立團主力被打散，身患疾病的關英在警衛員掩護下突出重圍，卻與組織失去了聯系。

這位滿口上海口音的省委書記，不得不在玉山一帶隱姓埋名，甚至開起了榨油坊作為掩護，一邊做生意，一邊焦急地探聽中央的消息。

直到1938年4月，他從報紙上確認了國共合作與新四軍成立的消息，才變賣家當，歷盡艱辛找到南昌，與老戰友黃道重逢。

新四軍

故人相見，感慨萬千。在聽取了關英的匯報后，黃道交給這位剛剛歸隊的老同志一項極其重要又充滿危險的任務：前往磨盤山，向楊文翰部傳達中央指示，動員他們下山改編。

黃道沉重地告知，已有兩批同志在那里遇害。關英覺得自己曾是楊文翰的上級，由他去溝通責無旁貸。臨行前，他與在離亂中重逢不久的妻子汪菊媛告別，只簡單地說：“你在家里等我，今天夜邊就回來。”

妻子站在山邊目送，沒想到，這一別，竟成永訣。

關英的此行，從一開始就蒙上了一層陰影。或許是為了工作便利，或許是對新形勢下統戰工作的理解，他在途經橫峰、葛源時，接受了國民黨地方當局的接待，甚至召開了群眾大會宣傳抗日統一戰線。

這些舉動，本意是公開傳達合作信號，但在楊文翰布設的內線眼中，卻成了他與國民黨“勾結”的鐵證。

上山后，表面氣氛尚可，楊文翰準備了山珍招待老上級。然而，當關英以“上級領導”的身份，嚴肅而生硬地要求楊文翰服從決定，立即下山接受改編，“國共合作，共同抗日”時，積壓的怒火與猜疑瞬間被點燃。

楊文翰

楊文翰根本不相信打了十年、欠下血債的對手會真心合作，他強硬地表示，如果要改編，必須召集全體人馬開會表決。關英因急于回南昌復命和看病，拒絕了等候幾天的要求。這一拒絕，在楊文翰看來，成了關英急于引他下山踏入“陷阱”的證明。

沖突急轉直下。關英被扣押起來。在后續幾天的爭論中，兩人的脾氣都如烈火般爆燃。關英從楊文翰身上搜出的金戒指和二百元路費（實為黃道所給），被指認為“被敵收買”的證據。

無論關英如何解釋，楊文翰都堅信這是國民黨的誘降之計。關英斥責楊文翰“粗暴，破壞黨的組織紀律”、“與黨鬧獨立”；楊文翰則怒罵關英“叛變了”，并堅決表示“絕不上當，絕不投降”。

溝通徹底失敗，信任完全破產。最終，悲劇發生，這位歷經上海工運、贛東北游擊戰、皖浙贛邊區三年苦斗，剛剛重新找到組織的忠誠革命者關英，被自己曾經的部下殺害于磨盤山，年僅三十二歲。他留給妻子的那句“夜邊就回來”，成了永遠無法兌現的承諾。

關英遇害后，黃道痛心之余，鑒于前車之鑒，再未派遣人員聯系楊文翰部。這支孤軍繼續在磨盤山堅持著他們心中“純粹”的革命。

然而，脫離了黨的領導，無法適應變化的全局形勢，其斗爭愈發艱難。1943年，由于叛徒出賣，游擊隊最終解體，楊文翰本人也在同年被捕，英勇就義。

在生命的最后時刻，楊文翰依然對群眾高呼：“革命嘛，難免有犧牲……革命終會勝利的。”

歷史在這里留下了一聲沉重的嘆息。關英與楊文翰，這兩位出身、經歷迥異卻同樣堅定、剛烈的革命者，本該是同志，最終卻因信息隔絕、歷史創傷、性格沖突以及在劇變時代對黨的政策理解的巨大落差，走上了自相殘殺的悲劇道路。

新中國成立后，他們都被追認為革命烈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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