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雙城都市區,杜爾切和她的家人每天出門上班上學時都心懷恐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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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朋友們都躲在家里,沒人敢露面。這種氛圍讓我窒息,”杜爾切說道。由于擔心遭到聯邦特工的報復,她拒絕透露姓氏。目前,這些特工不僅在拘留非法移民,甚至波及了部分公民和合法移民。
最近,杜爾切開始在每天清晨4點上學前開車送父母去上班,因為她害怕他們會隨時“失蹤”。她冷靜地解釋道:“與其某天突然再也聽不到他們的消息,我寧愿辛苦一點。至少我知道該去哪里尋找他們,而不是斷絕一切音訊。”
與當地許多學校一樣,杜爾切所在的學校為擔心安全的學生提供了在線學習選項。盡管心情壓抑,她依然堅持到校復課,“大多數時候我甚至不想去,因為一切看起來都那么令人沮喪。”
近來,聯邦移民執法機構針對兒童的一系列行動震驚了社會良知,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莫過于學齡前兒童利安·拉莫斯在放學回家途中被帶走的事件。
這種影響已遠超單純的輿論熱點。在雙城地區,無論種族、移民身份或經濟階層,兒童與家庭的生活都受到了廣泛沖擊。約2300名聯邦特工的持續涌入營造了一種普遍的恐懼氣候,受害者不僅是官方聲稱的目標,更包括那些試圖維持童年常態的普通家庭。
“我們只是孩子,本該過著屬于孩子的生活,但現在卻不得不站出來支持我們的社區,”18歲的泰莉亞·艾迪生說。她是明尼阿波利斯市中心費爾藝術學校的高三學生。她最好的朋友的父親已被移民和海關執法局拘留數周,而其母親是家庭主婦,全家陷入困境。艾迪生一直在幫他們代購雜貨和處理雜務。
憑借特朗普簽署的一項允許在學校和教堂周圍加強執法的行政令,聯邦特工在哥倫比亞高地至少拘留了九名學生。2月2日,因觀察到聯邦人員在學生出入校高峰期監視公交車站和校園,該地宣布停課。德盧斯公立學校、弗里德利公立學校以及明尼蘇達教師工會已聯名對聯邦政府提起訴訟,指控其廢除原有的“敏感區域”保護政策違反了《行政程序法》。
校園周邊的執法亂象已引發多起惡性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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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瑟在雙城的一所中學教授英語學習者課程,為保護學生,她同樣選擇匿名。自該區推行在線學習以來,她原本20人的班級現在只有四五名學生到校。令人擔憂的是,許多學生在網絡課堂上也同樣缺席。
希瑟擔憂那些轉入線上的學生可能永遠不會再回到教室。這種缺席不僅是教育問題,更威脅到學區的生存。根據明尼蘇達州法律,若學生連續缺席超過15天,學區必須將其除名。由于學校經費與入學人數直接掛鉤,長期的大規模缺席將導致學區面臨嚴重的財政危機。
研究表明,強力移民執法對兒童的影響是深遠且已獲證實的。去年加州中央谷地的執法強度提升后,學生曠課率上升了22%,且年齡越小的孩子受影響越嚴重。
而長期的心理創傷則更具毀滅性。2018年田納西州莫里森一家肉類加工廠遭遇突襲搜捕后,研究人員發現,即便在行動一年后,當地兒童的處境依然糟糕:學校停學和開除率顯著上升,嚴重心理障礙(包括物質濫用、抑郁、自殘和自殺傾向)翻倍。
與莫里森那種單一事件不同,明尼蘇達正經歷著長達兩個月、波及數千家庭的持續性執法。佛羅里達州的一項研究顯示,這種恐懼具有傳染性:不僅是移民子女,甚至是在美國出生的拉丁裔學生,其測試成績也出現了同步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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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雙城的孩子們來說,威脅不僅來自拘留,更來自一種如影隨形的窒息感。非裔高三學生哈蒂住在亞歷克斯·普雷蒂被槍殺的地點附近。盡管哈蒂并不認為自己是聯邦特工的直接目標,但作為一名黑人女性,她深感不安。
“我害怕出門,因為你永遠不知道何時、何地、誰會因為什么原因被盯上,”哈蒂說。她注意到社區的微妙變化:拉丁裔同學轉入線上,社區里散步的人消失了。目前,她正致力于組織捐款,為那些因安全原因躲在家里的家庭提供食物、玩具甚至代洗衣服的服務。
這種影響也蔓延到了郊區。高中生伊芙提到,由于朋友圈里有很多移民家長,朋友的生日派對不得不從明尼阿波利斯改期或移位。盡管如此,她也看到了一些積極的跡象,比如校門口表達抗議的小型集會,以及社區成員之間的相互扶持。
杜爾切目前是她朋友圈里唯一堅持線下上學的拉丁裔學生。由于大多數教師難以兼顧線上線下的雙重教學,她在課堂上違規使用手機,通過短信幫助那些躲在家里的同學跟上進度。校方對此保持了默許。
“我已經經歷了新冠疫情和喬治·弗洛伊德事件這兩個歷史性時刻,”杜爾切感嘆道,“現在的這一切,真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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