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潘松在書中寫道：“意識到‘報紙’這一實體對象已從我們的日常生活和公共空間中徹底隱退，這不可避免地促使我們將目光投向如今沉浸于屏幕之中的我們自己，并建立起一種反差性的聯結：我們與過去那些‘全神貫注的行路人’有著驚人的相似，咖啡館里的閱讀場景如出一轍，在接觸無所不在的時事時，我們同樣表現出震驚、焦慮與狂熱。”
盡管如此，潘松并未止步于此，他提出了更為深刻的詰問：“數字歷史僅僅是媒介歷史的一次簡單重演嗎？”他邀請讀者將這個被數字技術深刻烙印的這世紀初，與上世紀以來那段媒介化日益加深的歲月進行并置審視。
潘松有條不紊地將報紙的歷史與“四大直覺”聯系起來，這實際上構成了人類經驗的四大參數：情感、感知、空間性與時間性。這四重思考被精妙地分布在書中各個章節：新聞報刊闖入人類生活，標志著人類進入了一個情感主導的“新時代”；它在個體生存的瑣碎噪音之上，疊加了來自世界的宏大回響。
建立在新聞跨國流通基礎之上的紙媒帝國，在邁入數字時代的那一刻便已轟然崩塌。最后，也是最為關鍵的一點在于時間性的變革：傳統的報紙曾邀請讀者展望未來，同時也為他們保留了“喘息”的空間——你只需合上報紙，閱讀便告一段落。
然而在今天，這種“被懸置的時間”已不復存在。停止滑動屏幕并不能切斷內容的源源流淌，這種無休止的信息流實際上助推了未來的消解。正如書中所言，“未來已變得無處不在”，我們被困在了一個永恒的當下。
當我們拋開懷舊情緒，與吉約姆·潘松一同承認“報紙已近乎消亡”以及一場“巨大的數字重構”正在發生時，我們該從這一論斷中汲取什么？
潘松在反思的終章自問：“當由公眾人物和專業人員構成的報業機構根基動搖，當表征世界的權力在其他所有領域被重新爭奪，當受眾變得前所未有的躁動與多元時，我們該何去何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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