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國功臣家族，就這么毀了

張良是漢高祖劉邦的臣子，位列漢初三杰之一，在史冊里留下無人可以替代的痕跡。

但在漢朝新老交替時，張良在政治站隊方面出了問題，導致張良的留侯爵位只傳了兩代，后代便淪為庶民。

接下來，我們簡單聊聊張良家族的事。

張良和劉邦走到一起，有偶然的成分，但更多是必然的因果。

說偶然，是因為張良和劉邦的出身不同。

張良的祖父張開地，做過韓昭侯、韓宣惠王、韓襄哀王的宰相，張良的父親張平，做過韓相釐王、韓悼惠王的宰相，正所謂“五世相韓。”

父祖去世的時候，張良年紀較小，沒來得及在韓國做官，但盡管如此，韓國滅亡的時候，張良家族仍然有三百僮仆，家財數(shù)不勝數(shù)。

而劉邦是沛縣豐邑中陽里人，從他識字、有名、有字來看，劉邦的家庭可能不是普通平民百姓，但也不會高到哪里去，大概率是個地方中產(chǎn)。

在戰(zhàn)國末年那個看重血統(tǒng)、背景的時代，如此懸殊的家庭出身，是攔在張良和劉邦之間的一道鴻溝，如果沒有特殊情況，可能他們一輩子都不會見面。

說必然，是因為張良和劉邦是同一類人。

韓國滅亡以后，張良為報亡國之仇，便散盡家財雇傭刺客，在博浪沙發(fā)出驚天一擊，差點送走秦始皇。行刺失敗，張良也不愿做秦國的順民，而是跑到下邳地區(qū)，做了一名游俠，并和楚國貴族后裔項伯結交。

“居下邳，為任俠。項伯嘗殺人，從良匿。”

可以說，張良的精神世界，不是錦衣玉食的貴族，而是仗劍千里、行俠仗義的游俠。

劉邦則是向往魏國信陵君的作風，少年時便離開沛縣，前往大梁投奔信陵君，但那時信陵君早已去世，劉邦只能追隨信陵君的門客張耳，間接的一睹信陵君的風采。

“秦之滅大梁也，張耳家外黃。高祖為布衣時，嘗數(shù)從張耳游，客數(shù)月。”

劉邦的精神世界，也是一名無拘無束的游俠。

正因為張良和劉邦是同一類人，所以在秦末天下大亂的時候，他們兩人一見如故，并在“反秦”的基礎上建立統(tǒng)一戰(zhàn)線，而劉邦的超強學習能力，也讓張良非常欣賞，進而抹平了家庭出身帶來的鴻溝。

“良數(shù)以太公兵法說沛公，沛公善之，常用其策。良為他人言，皆不省。良曰：沛公殆天授。”

那年是公元前208年。

此時的張良，不是劉邦的臣子，他們兩人的關系，其實是反秦義軍之間的合作，張良的訴求也不是輔佐劉邦爭天下，而是恢復韓國，繼續(xù)做韓國宰相。

那為什么張良又做了劉邦的臣子呢？

關鍵原因在于，張良缺乏獨立操盤大局的能力，他獨立領導的“韓國復國運動”都失敗了。

剛起兵反秦的時候，張良招募了百余少年，準備大干一番，但在那個反秦義軍到處攻城略地的年代，張良卻沒做出什么名堂，只能去留縣投奔楚王景駒，尋求庇護。

這是張良第一次失敗。

正是在投奔景駒的路上，張良遇到了劉邦。那時，項梁已經(jīng)擁立楚懷王，勢大兵強，遠遠勝過景駒，于是，張良和劉邦便投奔項梁，并建議冊立韓國公子橫陽君韓成為韓王，分散秦國的精力。

為了反秦大業(yè)，項梁同意了，隨即冊立韓成為韓王、張良為韓國申徒，讓他們帶著千余人回到韓國故地，收復故土。

然而，張良得到幾座城池，秦國就能收回幾座城池，沒多久，張良的軍隊就淪為游擊隊。

“項梁使良求韓成，立以為韓王。以良為韓申徒，與韓王將千余人西略韓地，得數(shù)城，秦輒復取之，往來為游兵潁川。”

這是張良第二次失敗。

再過一年，劉邦奉楚懷王的命令西征滅秦，路過河南軒轅關的時候，張良才帶著他的游擊隊和劉邦匯合，一路破宛城、入武關、定咸陽，拿到滅秦的首功。

等到項羽分封十八路諸侯，韓王成也位列其中，但由于張良和劉邦的關系不錯，韓王成便得不到項羽的信任，被帶到彭城，不久后誅殺。

至此，張良失去了效忠對象，被迫西行，投奔劉邦。

這是張良的第三次失敗。

經(jīng)過三次失敗，張良領導的“韓國復國運動”徹底破產(chǎn)，要想實現(xiàn)胸中的抱負，施展自己的才華，他只能投入劉邦麾下，做劉邦的臣子。

韓國復國運動的失敗，意味著張良前半生的信念崩塌，但成為劉邦的臣子，又是張良的新生。

在劉邦麾下，張良全程參與了楚漢戰(zhàn)爭，整整四年時間，張良奇計百出，無論是建議劉邦裂土封王、勸阻劉邦復立六國后裔，還是遷都長安、議封功臣，其精妙的分析和謀劃，都閃耀著智慧的光芒。

憑借這些功勞，張良得到一句“運籌策帷帳中，決勝千里外”的評價，以及自主選擇三萬戶封侯的資格。

但，張良拒絕了三萬戶的封賞，而是選擇和劉邦相遇的留縣做封地。

張良做出這樣的選擇，我估計有三個原因——

不貪圖權力財富，只想做一番事業(yè)。

感念劉邦的知遇之恩，并希望劉邦牢記君臣相知相遇的情誼。

張良以謀略立身，沒有政治班底，故而張良在漢朝政壇上不能獨當一面，只能依附于劉邦，或者下一任皇帝。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良的爵位和食邑，便不能超過豐沛功臣的首腦蕭何。

“張良多病，未嘗特將也，常為畫策，時時從漢王。”

這條史料，幾乎就指明了張良的孤臣身份。

可以說，張良放棄三萬戶而選擇留縣的三個原因中，前兩個是精神因素，最后一個是現(xiàn)實考量。

正因為張良是劉邦的孤臣，自己也沒有太大的政治野心，所以在漢朝建立以后，張良便閉門謝客，隱居不出，極力削減自己的影響力。

“留侯從入關。留侯性多病，即道引不食轂，杜門不出歲余。”

功成身退，不參與政治斗爭，這是一種非常高明的保身策略。

然而，張良和其他人不同——

張良的謀略能力決定了他不可能真的遠離政治斗爭，張良的孤臣身份決定了他必須取得下一任皇帝的信任。除非他能逃離漢朝，否則，功成身退的保身策略，注定是無法奏效的。

劉邦晚年，廢除太子劉盈、冊立趙王劉如意的心思非常強烈，呂后常常驚慌不已。

就在這個時候，有人向呂后提議，不如讓張良和劉邦說說，或許有用。于是，呂后命建成侯呂澤去見張良，強制性要求張良給出個主意。

這件事，給張良出了一個大難題。

一旦出了主意，張良便和呂后、太子劉盈、以及他們身后的豐沛功臣緊密捆綁，深度參與到接班人之爭里，以后再也不能銷聲匿跡，做一個政治隱形人了。

可如果不出這個主意，張良便立即得罪了呂后、太子劉盈、豐沛功臣，等到劉邦駕崩以后，漢朝再也沒有他的容身之地，子孫后代也要被屠戮干凈。

這是個兩難的選擇，選哪個都對，又選哪個都錯。

無奈之下，張良做出自認為最穩(wěn)妥的選擇，即站在呂后、太子劉盈、豐沛功臣一邊，并告訴呂澤，請商山四皓出山，可以保住劉盈的地位。

張良為什么如此篤定？

因為商山四皓是四個不愿臣服劉邦的老人，他們認為劉邦“輕慢侮人”，便逃亡山林，拒絕漢朝的統(tǒng)治。

從這個理由來看，商山四皓應該是有文化、有地位的社會名流，師徒、門生、姻親遍布天下，代表了一大批在野的政治力量，具有極高的統(tǒng)戰(zhàn)價值。一旦把商山四皓請出來，便意味著劉盈得到漢朝文臣、豐沛功臣、在野名流的三重支持，無論漢朝還是劉盈，都能穩(wěn)定政局。

張良的眼光，一如既往的毒辣。

隨后，呂澤奉呂后的命令去請商山四皓，一請就請出來了，劉邦見狀，也只能保留劉盈的太子地位，放棄劉如意。

為什么不愿意臣服劉邦的人，愿意支持劉盈呢？

原因就在這句史料里：

“於是呂后令呂澤使人奉太子書，卑辭厚禮，迎此四人。”

卑辭厚禮，說明謙卑、講禮貌、尊重人。

奉太子書，說明太子劉盈的作風和劉邦不一樣，不會往儒生的帽子里撒尿，也不會張口閉口的說“乃公。”

可以說，商山四皓在劉盈身上看到恢復文治的希望，才走出山林，代表在野的政治力量給劉盈站臺。

經(jīng)此一事，劉盈的地位保住了，張良也綁定在呂后、劉盈的戰(zhàn)車上。

實事求是的說，此次張良站隊呂后和劉盈，沒有任何問題——

劉盈是漢朝太子，呂后是豐沛功臣的主母，無論公私，張良站在他們一邊都是合情合理的。

但，政治形勢是會變的。

公元前188年，劉盈駕崩，呂后見唯一的兒子沒了，不知以后的日子如何自處，心中惶恐不安，在劉盈的葬禮上根本哭不出來。

張良之子張辟疆發(fā)現(xiàn)了這個問題，便悄悄對丞相陳平說：

“看見沒，兒子沒了，太后卻不哭，說明太后擔心諸王年幼、功臣強悍，自家性命和漢朝國祚不保。除非讓呂臺、呂產(chǎn)、呂祿統(tǒng)帥南北軍，呂氏掌握兵權，太后有自保之力，才能安心。否則的話，太后遲早要收拾你們。”

呂后很早以前就收拾了彭越和韓信，其心智果決和手段狠辣，功臣們都是見識過的，現(xiàn)在想辦法收拾一些人，不是沒有可能。

為了自保，陳平便接受了張辟疆的意見，呂后見后事沒有憂慮，這才松了一口氣，放聲大哭。

那時，張辟疆位列侍中，但年僅十五歲，很難說，他就有了這么高明的政治智慧，而張良仍然在世，按照禮法，他必須要參加劉盈的葬禮。

結合這兩個信息，我們可以推斷，提議呂氏族人統(tǒng)帥南北軍，極有可能是張良想出來的，只是張良不愿意親自出面，便告訴張辟疆，再由張辟疆和陳平說。

換句話說，自從張良支持了劉盈的太子位，張良便發(fā)現(xiàn)退隱無望，要想保住性命和名譽，只能一條道走到黑，做呂后的孤臣。

這次策劃呂氏掌握軍權，其實是張良這個孤臣的分內(nèi)之事。

而呂氏掌握軍權，后果有兩個——

呂后的權力膨脹，呂氏家族一躍而起，凌駕在豐沛功臣之上，從此不可遏制。

呂后和豐沛功臣，因為權力分配問題，出現(xiàn)明顯的矛盾。

在這樣的背景下，張良家族的地位，就有些尷尬了。

呂后在世的時候，張良及其家族自然是呂后的孤臣、功臣，可一旦呂后薨逝，呂氏和豐沛功臣的矛盾激化以后，張良家族就是必須清算的余孽。

公元前186年，張良去世，其子張不疑襲爵，張辟疆再沒有消息。

公元前180年，呂后薨逝，豐沛功臣隨即起兵誅殺呂氏族人，迎接代王劉恒進入長安，成為漢文帝。

公元前175年，漢文帝以“不敬”為由，廢除張不疑的留侯爵位，張不疑為免死，便花錢贖罪，做了一名白天服勞役、夜晚巡邏打更的城旦。

堂堂一代功臣家族，就此淪為庶民。

張良家族的結局，要說和親近呂氏沒有關系，大概率是不可能的，而親近呂氏，又和張良的謀略、孤臣定位有極大關系。

再往前推，張良之所以做孤臣，歸根到底是因為缺乏獨立操盤大局的能力，沒有政治班底，沒有盤根錯節(jié)的政治勢力。

一步慢，步步慢。

前日因，今日果。

其實，歷史上那些掌握大權或者卷入斗爭的孤臣，結局都不太好，例如商鞅、張良等等，都沒有求到圓滿的結局。

原因在哪里？

孤臣往往依靠知識、能力、才華等個人因素謀取功名，非常依賴君主的賞識，并且和君主個人緊密捆綁。

君興臣興，君亡臣亡。

他們的地位，相當于沒有生產(chǎn)資料的中產(chǎn)，抗風險能力極差。

但，他們偏偏有職位或名望，能在一定程度上左右政治的走向。這樣一來，一旦出現(xiàn)巨大的動蕩，這些沒人給保駕護航的孤臣，要么被大風大浪吞沒，要么就成為政敵眼中的肥羊。

處在這種生態(tài)位上，結局能好才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