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以為,二戰是從波蘭開始的,這是被講順口了的版本,可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那句“亞洲戰火并非歐洲戰爭的延伸,早在1931年就已點燃”,等于當眾把桌子掀了。
這不是學術討論,這是國際政治,誰來定義“起點”,誰就能重新分配“責任”和“合法性”。
二戰從哪開始,直接決定三件事,誰是主動加害者,誰是系統受害者,誰在道義上背著原罪。
過去近百年,主流敘事默認一個框架。二戰等于歐洲起火再全球蔓延,亞洲被塞進“次要戰場”“殖民沖突”“外圍卷入”。
這套敘事的潛臺詞很陰。歐洲是主角,非西方是背景板,中國可以參戰,但最好別站C位。
但當聯合國把“起點”往亞洲推,把“點火”釘在日本的侵略上,整個結構就位移了。這意味著亞洲不是后來者,中國不是被拯救者,而是最早、最長、代價最大的主戰場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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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1931年發動九一八事變,中國進入全面戰爭狀態。1937年侵華全面爆發。直到1945年日本投降,整整14年。
而西方熟悉的版本是1939年德國閃擊波蘭,1945年歐洲結束,6年。中國是最早參戰、最晚結束,這個事實一旦被承認,很多“順理成章”的敘事就會塌。
日本它戰后合法性敘事,靠的是一句潛規則,日本是被戰爭裹挾的參與者,不是主動策劃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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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日本官方話術里極少說侵略,更愛用“戰爭擴大”“時代悲劇”“歷史不幸”,一旦侵華被定性為二戰源頭,日本就從“被拖進來”變成“先點火”,這對它是三連暴擊。
第一,沖擊所謂“戰后和平國家”的道德底座。和平招牌還能不能掛得穩,這是根。
第二,壓縮它模糊戰爭責任的空間。以前能含糊其辭,現在會被追問到底。
第三,影響它現實的軍事正常化路徑。歷史洗不白,現實擴軍就缺合法性,很多人以為這是翻舊賬,日本從來沒停過“改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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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國神社反復試探底線,教科書淡化侵略,把責任“技術化”成時代錯誤,再把受害國的憤怒說成情緒化民族主義。
這些動作不是為了過去,是為了未來。歷史被重新包裝,憲法解釋、同盟角色、軍事擴張才顯得“合理”“必要”“被迫”。
關鍵在于,歷史從來不是回憶。歷史是通行證,是武器,歷史解釋權從來不中立,它高度依附現實權力分布。西方占據話語中心,敘事就圍著歐洲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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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亞洲力量上來,被壓縮、被邊緣化的歷史就會浮出水面。它撼動的不只是日本的面子,而是“西方中心史官”的穩定性。
一旦承認亞洲戰場的核心地位,世界大戰就不再是歐洲故事的全球版。殖民體系、戰爭責任都得重新審視,非西方國家也不再是背景板,而是敘事中心的一部分。
這對國際秩序的合法性敘述,是結構性沖擊,中國的國際合法性會被強化,因為“最早參戰、最晚結束、長期承受代價”意味著更硬的道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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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一邊承認中國參與二戰,一邊又把中國長期放在配角位置,而過去80年,西方敘事的高明之處就在這。它不否認中國參戰,但極力避免強調起點和持續時間。
不是不知道,是不敢承認后果,歷史不是記憶,是結構,不是回顧,是分配。誰先參戰,誰撐得最久,決定誰有資格站在敘事中心。這個位置,過去最不愿意讓中國拿走。
現在裂縫出現了,就不會輕易被縫合,圍繞二戰敘事的“再定性”,未來會更頻繁地出現在國際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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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應對也不會是認錯,它更可能加大對外宣傳,把侵略“去罪化”,把責任“模糊化”,把批評“政治化”。
我們要抓住每一次“規則場合”的表達機會,聯合國這種平臺的價值,不在于吵贏,而在于把敘事釘進制度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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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結
聯合國這一句“二戰起點”之爭,表面是歷史,實質是未來。
誰能定義過去,誰就更有資格定義未來的秩序。中國不需要誰施舍位置,我們要做的是把應有的位置,拿回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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