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美國不允許錢學森回國，中方亮出一封密信，對方陷入了沉默

1955年5月，北京天安門廣場上禮炮齊鳴，五一國際勞動節慶祝大會正在舉行。人群中一位年逾花甲的學者，抬頭望著城樓上的觀禮臺，心里反復念叨著一個名字。誰也想不到，就在這份公開的觀禮名單里，埋下了一位遠在大洋彼岸科學家的回國“生機”。

這條消息，很快被刊登在一份中文畫報上。幾個月后，這本畫報出現在美國加州一棟普通住宅里，被一位中年學者反復翻看。他停在那一頁，目光在“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陳叔通”幾個字上停了很久，神情復雜。那一刻，一封后來震動中美談判桌的密信，在他心中漸漸成形。

有意思的是，這場跨越半個地球的通信，在一開始連收信地址都不明確，更不被美方察覺。可就是這封看似普通的家書，為一位肩負國家希望的科學家，打開了通往祖國的大門。

一、從清華園到加州理工：改變命運的二十年

要理解那封密信的重要性，不得不把時間撥回到1935年秋天。

這一年9月，上海碼頭上人頭攢動。20名公費留學生登上“杰克遜總統號”輪船，準備駛向遠在太平洋彼岸的美國。這批人中，有剛滿24歲的錢學森。他手里只握著一紙“庚子賠款留學”名額，卻沒有想到，此行不僅改變了個人命運，也決定了新中國國防科技的一條主線。

出發前一年，他在清華大學機械工程系畢業，在導師王士倬的安排下，先后去了南京航空工廠和南昌航空學校實習。那時的中國航空工業還很薄弱，但年輕人看得很仔細，飛機制造、試驗條件、管理方式，一樣都不肯放過。王士倬是麻省理工的老校友，研究空氣動力學多年，對這個學生評價很高，于是建議他直接去麻省理工深造，把航空理論學到最前沿。

輪船抵達西雅圖后，錢學森轉赴波士頓。只用一年時間，便拿下麻省理工學院的碩士學位。一般人到此已經相當滿足，他卻覺得路還長。真正的目標在西海岸，在加利福尼亞，那里的加州理工學院，有當時世界空氣動力學權威馮·卡門。

試想一下，一個來自遠東國家的年輕人，帶著剛得到的碩士學位，敲開馮·卡門辦公室的門，心里多少也會緊張。馮·卡門聽完他的研究經歷，翻看他的論文和成績后，很快給出判斷：可以來加州理工繼續讀博士。眼光毒辣的老科學家，就這樣選中了這位中國學生。

自1936年秋進入加州理工研究院起，錢學森幾乎把全部時間都放在實驗室和書桌前。1939年，他順利拿到博士學位，隨后又留下任教，1943年起出任加州理工學院副教授，進入噴氣推進與火箭研究的核心圈。二戰期間，他參與美國軍方多個項目，被視為未來火箭技術的棟梁。

而這時的中國，仍戰火未熄，局勢動蕩。他沒有加入美國國籍，身份一直是中國公民。對外人看來，這只是一個形式，對他而言，卻是一種清醒選擇——心知將來總要回去。

1949年10月1日，新中國成立的消息傳到美國華人社區時，不少人只是當作新聞讀一讀，錢學森卻開始認真衡量下一步。他知道，祖國即將開始工業化，需要大量科技人才。毛澤東、周恩來先后發出號召，歡迎海外科學家回國參加建設，這讓他下定決心：總得回去看一看。

然而，國際局勢的變化很快打亂了他的計劃。朝鮮戰爭爆發后，美蘇對峙升級，冷戰氣氛驟然緊張。美國聯邦調查局開始重新審視每一個接觸過敏感技術的外籍專家，錢學森也被推到了聚光燈下。

二、被扣押的科學家與那封冒險寄出的密信

1950年以后，錢學森的人生軌跡突然一轉，急轉彎來得很猛。

聯邦調查局通過調查發現，他在早年留學期間，曾與周恩來派出的聯絡人員接觸，還參加過共產黨外圍組織的一些活動。對于當時的美國安全部門來說，這樣的履歷立刻被放大解讀，貼上“潛在威脅”的標簽。先是限制接觸軍事機密項目，接著，相關許可被取消，他從美國國防系統的核心圈中，被硬生生剝離出來。

科研工作受阻，他回國的想法更加迫切。1950年，他正式向加州理工學院提出打算回中國探親。這個消息很快傳到了美國海軍部次長金布爾耳中。海軍部里有人認為，這位精通火箭和噴氣推進的專家，一旦回到新成立的社會主義中國，將會“嚴重損害美國安全利益”。

這種情緒在當時的美國政府內部并不罕見。最后，聯邦調查局選擇了更激烈的手段：以涉嫌在文件中作偽證為由，對錢學森發起指控。1950年8月30日，美國司法部下令將其拘押在特米諾島監獄。一個頂尖科學家，被當成普通嫌犯扣押，消息一出震動學界。

在加州理工學院校方和友人多方奔走下，他才被取保候審。雖未繼續關押，但行動受到嚴格限制，護照被沒收，相關監督時刻存在。表面上他還在學校講課、做基礎理論研究，實際上，已經被剝奪了“自由轉換人生軌道”的權利。

從1950年到1955年，這五年幾乎可以稱作“被迫滯留期”。回國無門，接觸機密項目也被禁止，許多朋友為他打抱不平，但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個人力量再大也難以撼動政策。對他本人來說，這段時間最折磨人的，或許不是生活上的不便，而是對前途的那種不確定。

轉機，出現在1955年的那本中文畫報上。

在那篇報道里，天安門城樓上觀禮嘉賓名單中出現了一個熟悉的名字——陳叔通。這個名字對一般讀者也許平平無奇，對錢學森卻意義重大。陳叔通不僅是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更是他父親錢均夫的老朋友，兩人青年時代就有交情。

抓住這個線索，他很快想到一個辦法：寫信。寫一封信給父親的老友，把自己的處境說清楚，請求新中國政府出面交涉。這封信若能送到北京，便可能成為打破僵局的關鍵。

1955年6月15日，他先擬好草稿，再謄寫成正式信件，字斟句酌，不敢有半點含糊。問題在于，陳叔通的具體通訊地址并不掌握，只知道人在北京工作。于是，他決定先寄往上海給父親，請父親轉交。

問題并未結束。此時，他仍處在聯邦調查局的重點監控之下，進出通信都被盯得很緊。如果從美國直接寄往上海，很可能在中途就被拆閱、扣留。怎么辦？只能設法讓信“繞個圈”。

經過反復思量，夫妻倆想出了一個看似曲折卻相對安全的路線：先寄到歐洲，再轉往中國。錢學森的妻子蔣英有個四妹蔣華，正住在比利時。信寫好后，被裝入一個信封，外面再用一個更大的信封包裹。在寫寄往上海地址那一欄時，蔣英故意模仿兒童的筆跡，看上去就像普通家信。

真正的“密信”，被夾在蔣英寫給妹妹的信里。信里叮囑：收到信后，請再從比利時寄往上海的父親處，由父親設法轉交給陳叔通。這樣一來，整條郵路就被拆成幾段，降低了在美國本土被發現的概率。

還剩最后一個難題：如何把信安全投入郵筒。因為只要錢學森出門，身后幾乎一定會有特工跟著。為此，夫妻倆又琢磨出一個小小的“調虎離山”計。那天，兩人結伴前往一家大商場。按約定，他在門口逗留，故意讓特工注意自己的動向；蔣英則獨自進入商場，在角落找到郵筒，四下無人時迅速將信投入。

不得不說，這場看似平靜的投遞動作，背后其實是一次極其謹慎的冒險。如果被當場識破，后果難以預料。但幸運的是，信件順利離開美國，轉道比利時，再漂洋過海到上海，最后送入陳叔通手中。

在這封信里，有一句話后來被反復提起：“無一日、一時、一刻不思歸國參加偉大的建設高潮……我們在長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惟恐錯過機會，請老先生原諒，請政府原諒。”字跡工整，卻字字如火，充分表達了他想回國、想參與新中國建設的迫切心理。

陳叔通讀完信后，意識到事情非同小可。這已不只是個人歸國問題，而是新中國在國防科技方面能否抓住一位關鍵人才的問題。他沒有猶豫，將信呈交給周恩來總理。

周恩來看完信，很快做出判斷：這是極有分量的證據。隨后，他指示外交部，將這封信帶往瑞士日內瓦，交給正在參加中美大使級會談的王炳南。周恩來特別叮囑：如美方再次聲稱“沒有證據表明錢學森愿意回國”，可在談判桌上出示此信。

三、日內瓦談判桌上的沉默與“克利夫蘭總統號”

時間回到1954年。那年4月，日內瓦會議召開，最初討論的是朝鮮和印度支那問題。對中國代表團來說，這也是難得的外交舞臺。周恩來當時就提出，要利用這個機會，探索與美國展開接觸的可能性，哪怕只是從僑民問題入手。

1954年6月，中國代表團秘書長王炳南與美國副國務卿約翰遜，開始圍繞雙方僑民及被拘留人員問題進行磋商。美國方面向中方遞交了一份名單，列出在華美國僑民及被中方拘留的美軍人員，希望聯系安排回國。中方也提出自己的問題，包括旅美華僑的合法權益，以及一些被美方限制人身自由的中國公民。

1954年7月21日日內瓦會議閉幕后，中美雙方并未就此完全分手，而是繼續以“大使級會談”的形式保持接觸，一直延續到第二年。錢學森問題，正是在這一框架下被多次提出。

1955年8月初，新一輪中美大使級會談在日內瓦舉行。此時，王炳南已“有備而來”。他帶著從北京輾轉送來的那封信，心中已有打算。按會談議程，雙方先討論一般僑民問題，之后，當談話觸及中國公民回國一節時，中方再次提到錢學森。

王炳南明確表示，錢學森是中國公民，希望美方尊重他的意愿，允許回國探親、參加建設。約翰遜的答復，卻與過去多次類似：美國政府不能強迫任何人在不愿意的情況下離境，也沒有證據表明他本人有明確回中國的要求。

這套說辭，中方聽了不止一次。以前只能據理力爭，卻缺少更有力的“硬證據”。這一次，局面發生了改變。

當約翰遜說完那句話后，王炳南把準備好的文件夾打開，從中拿出那封密信，在眾人注視下平放在桌上，示意翻閱。隨后，他冷靜說明：這是錢學森親筆寫給陳叔通副委員長的信，清楚寫明其迫切回國之意愿。中方已經核實信件來源和字跡，毫無疑問。

會談室里一下子安靜下來。美方代表翻看信件時，神情逐漸凝重。那種直白而真誠的回國愿望，和美方此前所稱“沒有確切依據”，形成了鮮明對比。再繼續堅持原來的說法，理屈詞窮。

據參與者回憶，當時美方代表之間互相低聲交談，約翰遜一度沉默，很長一段時間沒有給出回應。顯然，這封信一下子打破了此前的辯解空間。如果繼續阻攔，就等于公然否認一位科學家的自主選擇。

在整個冷戰環境的大背景下，美國政府內部對錢學森問題當然有爭論。但外交談判桌上的這封信，成為扭轉態勢的一根“壓艙石”。不久之后，美國政府內部完成相關程序，最終同意錢學森可以離開美國，回到中國。

1955年9月17日，“克利夫蘭總統號”輪船從洛杉磯港起航。登船的旅客中，有這位被延誤了五年的歸國者。臨行前，加州理工學院院長杜布里奇有一句話流傳甚廣：“錢學森回中國，絕不是去種蘋果樹的。”這句話聽上去略帶無奈，卻十分準確地預見了他回國后的作用。

那幾天，美國媒體也有零碎報道，有人惋惜有人警惕。對錢學森本人來說，此刻心思恐怕已不在這些評論上。十幾年前，他是乘“杰克遜總統號”前往美國的青年留學生；此刻，他是乘“克利夫蘭總統號”歸家的知名科學家。海風一樣，心境已完全不同。

1955年十月底，輪船靠岸后，他經香港轉道北上，最終抵達北京。等待他的，不僅僅是熟悉的語言和飲食，而是一塊幾乎一片空白、卻充滿可能性的國防科技土地。

四、“能，當然能”：從導彈到“兩彈結合”的硬骨頭歲月

回國的頭幾個月，他走得并不快。一邊調養身體，一邊按照安排，到北京和東北一些單位參觀。1955年底到1956年初，他先后造訪北京航空工業部門和哈爾濱軍事工程學院，試圖摸全中國航空、兵器工業的家底。

在哈爾濱的一次參觀中，有一個小片段經常被后人提起。時任院長陳賡本是戎馬一生的軍事將領，對導彈這種新興武器并非專業出身，但對其重要性有很清楚的判斷。于是，找到機會，忍不住問了句：“錢先生，你看我們中國人能不能搞導彈？”

這問題問得直白，也是當時很多人的心聲。面對基礎薄弱、設備落后、經驗缺乏的現實，誰都知道難度有多大。錢學森幾乎沒有猶豫：“有什么不能的？外國人能造出來的，中國人同樣能造出來。難道中國人比外國人矮一截嗎？”短短幾句話，語氣鏗鏘，既是判斷也是承諾。

陳賡聽完這句，長舒一口氣，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錢先生，我要的就是你這句話！”這番對話，在當時聽起來像是互相打氣，往后看，卻像是為后來十幾年的艱苦歷程先立了個“主心骨”。

1955年年底，周恩來在中南海接見錢學森，談話內容很快轉入正題。周恩來希望他認真思考，中國應該如何著手建立自己的航空工業和導彈火箭研究體系。幾天之后，他就接到一個明確任務：寫一份系統意見，具體談談中國該如何起步。

1956年2月17日，《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意見書》正式成稿。這份文件篇幅不算短，內容卻十分務實。他提出，發展現代航空工業，不僅要有生產廠，還必須配套成型的研究機構、試驗基地，從材料、動力、結構、控制等多個環節同步推進。同時，他建議選派一批高校畢業生前往蘇聯學習導彈、火箭的制造工藝，請蘇聯專家幫助中國規劃并建設相應工廠和試驗設施。

2月22日，周恩來將這份意見書呈送毛澤東審閱。隨后，中國高層召開會議，決定成立專門負責航空、導彈等領域的領導機構——航空工業委員會。同年5月26日，政府又批準組建導彈研究院，由周恩來親自拍板。來自各部門的三十多位專家，被抽調進院；再加上一百多名剛畢業的大學生，一支年輕而稚嫩的新中國導彈隊伍逐漸成形。

1956年10月8日，周恩來簽署任命，錢學森出任導彈研究院院長。對于一個曾在美國從事多年前沿研究的科學家來說，這不僅是榮譽，更是一份極為具體的責任——從零起步，牽頭建設一整套導彈和火箭技術體系。

起初，在蘇聯專家的幫助下，進展似乎還算順利。中方人員大量翻譯蘇聯提供的資料，圍著圖紙一遍遍消化，派技術骨干向蘇聯專家學習。許多人當時心里多少帶著一點樸素的想法：只要虛心學、認真做，十年左右總能把蘇聯的東西“吃透”。

局勢很快變臉。隨著中蘇關系在1950年代末出現緊張，合作氣氛急轉直下。最終，蘇聯方面決定撤回在華專家，一些計劃中的技術資料和設備也不再提供。對剛剛立起來的新中國導彈事業來說，這無疑是一記重擊。

在蘇聯專家撤走的第二天晚上，聶榮臻把錢學森叫到自己家中。兩人面對面坐下后，聶榮臻開門見山：“你覺得，我們的事業還能繼續下去嗎？”這個問題問得不客氣，也很現實。當時很多技術環節仍未完全攻克，很多關鍵參數還在摸索，前路說不清。

錢學森沉吟片刻，語氣堅定：“能，當然能。”沒有推托，沒有模棱兩可的“看情況”，就是這四個字。聶榮臻聽到這話，握住他的手說了一句意味深長的話：“赫魯曉夫把我們逼上梁山，我們就自己干吧！黨中央就寄希望于我們自己的專家！”

從那以后，所謂“自力更生”不再只是口號，而是落到了每天的圖紙、實驗、計算和失敗里。材料不夠，就反復試驗替代方案；設備落后，就自己改造；關鍵數據沒有，只能從一次次發射試驗中一點點積累。有時候，一次失敗會讓前期幾個月的推演全部推倒重來，但整個隊伍仍咬著牙往前走。

1960年11月5日，酒泉荒漠上空響起一聲巨響。“東風一號”導彈拖著橘紅色尾焰劃破夜空，中國第一枚近程地地導彈發射成功。一群在風沙中摸爬滾打多年的科研人員，終于看見成果騰空而起的瞬間。這枚導彈背后，凝聚著無數人夜以繼日的研究，而錢學森無疑是整個系統工程的總設計者之一。

1964年，中國第一顆原子彈成功爆炸。對不少人來說，這已是一項巨大的勝利。但在導彈領域摸爬滾打多年的錢學森，已經在思考下一步——如何把核彈頭裝上導彈，實現真正意義上的“核威懾能力”。早在此之前，他就提出“用導彈運載原子彈”的設想，也就是后來人們常說的“兩彈結合”。

在當時的世界范圍內，這一思路走在前列。但風險同樣巨大。核彈頭與導彈結合的試驗，一旦出現偏差，后果難以預料。周恩來反復過問安全問題，要求所有參與部門極端謹慎。為降低風險，錢學森和團隊把大量時間花在各種計算和模擬推演上，對彈道、控制系統、爆高等每一個參數都嚴加推敲。

1966年10月，這項工程到了關鍵時刻。發射方案已經確定，試驗點選在新疆羅布泊。臨行前，錢學森隨聶榮臻一起，進入中南海向毛澤東匯報準備情況。匯報結束后，毛澤東心情很好：“誰說我們中國人搞不成核武器，現在不就搞出來了嗎？”隨即又補了一句很有分寸的話：“這次試驗可能打勝仗，也可能打敗仗。失敗了也不要緊。要認真充分地做準備，從壞處著想，不打無準備之仗。”

10月27日上午，酒泉發射基地一片寂靜。隨著“點火”口令下達，發射架下火焰噴涌，攜帶核彈頭的導彈拔地而起，飛向預定目標方向。幾乎所有在場人員都屏住呼吸。很快，遠方傳來消息，核彈頭在羅布泊上空成功爆炸，蘑菇云升起，數據表明各項指標達到預定要求。

從被扣押在特米諾島監獄，到站在“兩彈結合”試驗的關鍵位置，中間不過十六年。期間有屈辱、有危險，但更多的是長年累月的艱苦工作。對那一代科研人員而言，榮耀往往來得很緩慢，責任卻時時刻刻壓在身上。

五、將軍軍銜與淡泊名利：科學家在體制中的獨特位置

錢學森回國后，很快被任命為多個重要職務：導彈研究院院長、第七機械工業部副部長、國防科學技術委員會副主任，隨后又擔任中國科學技術協會主席、全國政協副主席等。任何一個頭銜放在普通人身上，都足以光宗耀祖。但了解他的人都知道，他對這些官職并不特別在意。

在導彈研究院任院長期間，大量行政事務不可避免地壓在肩上，各種會議、協調、批準，耗費精力。久而久之，他感到自己的主要精力不得不從科研上挪走不少，對此頗為困擾。于是，他主動給周恩來和聶榮臻寫報告，希望調整職務，減少行政負擔，多回歸技術工作。后來，中央決定讓他以副職身份參與相關領導工作，讓他有更多時間投向具體科研。這種安排，他本人很滿意。

值得一提的是，他的軍銜問題也有一段頗具意味的過程。

在中蘇關系尚未完全惡化時，中國準備派團前往蘇聯，就導彈和火箭技術援助問題進行談判。這么重要的技術談判，不可能沒有行家在場。聶榮臻在擬定代表團名單時，自然把錢學森列入其中。名單呈交毛澤東審閱時，毛澤東提出一個疑問：蘇聯方面出席談判的人員，個個既有職務也有軍銜。中方若想在氣勢上不顯得“矮一截”，關鍵成員也應有相應軍銜。

聶榮臻向毛澤東匯報時提到一個細節：早在十多年前，美國就曾給錢學森授予上校軍銜。那么，現在新中國要他代表國家談判，按資歷和貢獻，授予將軍軍銜并不為過。在聶榮臻看來，至少應為中將。

毛澤東聽完后，認真思考了一陣，說：“恩來同志考慮得很周到，我想錢學森作為工程控制論的創始人，至少也得授予中將軍銜。”這一句話定下了調子。隨后，相關部門按程序執行，錢學森正式被授予中將軍銜，穿上了將軍制服，隨代表團赴蘇談判。

這種安排，在當時并不常見。一個主要從事科學研究的專家，獲得這么高的軍銜，足見國家對其貢獻的認可。也有人說，這是對他當年在美國被監視、被拘押的一種“正名”。

有趣的是，對外界津津樂道的這些頭銜和軍銜，本人卻看得很淡。他更關心的，是項目進展是否順利，是導彈參數是否穩定，是年輕工程師能否盡快成長起來。他曾提到，自己本質上是個科技人員，不想因為行政身份而遠離實驗室。這種態度，在那一代老科學家中并不罕見，但在他身上體現得尤為徹底。

回過頭看，如果沒有1955年那封輾轉寄出的密信，沒有日內瓦會談桌上那一段短暫的沉默，新中國的導彈與航天事業，至少會晚幾年才能找到這樣一個總攬全局的“靈魂人物”。而那幾年差距，放在冷戰時代的國際格局里，意義難以估量。

也許正因為如此，當年杜布里奇那句“絕不是去種蘋果樹的”才顯得格外耐人尋味。對知情者來說，這是對美國決策的無奈感嘆，也是對這位科學家能力的肯定。對后來的歷史進程而言，錢學森的選擇與新中國的需要，在1955年的那趟歸國旅程上，緊緊扣合在了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