錢學森葬禮：病逝次日降大雪，三軍儀仗隊為他抬棺，數十萬人送行

2009年11月初的北京，氣溫陡降。前一天，10月31日早上8點零6分，這座城市剛剛失去一位98歲的老人；第二天，大片雪花壓著冷風落下，人們站在八寶山外的街道邊，有人輕聲說了一句：“老天這是在送他啊。”

那一天，八寶山革命公墓門口，人群排成長隊，花圈一圈圈堆到路邊，隊伍從早晨一直綿延到近中午。有人趕了夜車從外地來，只為在禮堂里向遺體鞠一躬；還有老兵拄著拐杖，站在風雪里，不肯提前離開。

禮堂里布置得很樸素。正前方是一幅黑白遺像，照片里的老人目光溫和，身后只是一面淺色背景。遺體安放在鮮花和翠柏之中，身上蓋著鮮紅的黨旗。等到遺體告別儀式結束，三軍儀仗隊列隊進場，抬起覆蓋著黨旗的棺木，步伐穩而沉，人群瞬間安靜下來，只剩靴子與地面碰撞的聲音。

有意思的是，這樣莊嚴的場面，與幾十年前那個從美國港口登上回國郵輪的中年人相比，形成了一個首尾呼應的畫面。一個是被質疑、被監控、被扣押的“危險人物”，一個是受到三軍致敬、數十萬人自發送別的“人民科學家”，中間隔著半個世紀的風雨。

在官方發布的訃告中，錢學森被稱為中國航天事業的奠基人、中國科學院和中國工程院資深院士、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全國委員會原副主席，這些頭銜排列起來頗為肅穆。但在熟悉他的人眼中，他更像是那個總穿著舊中山裝、說話不緊不慢、碰到夸獎時總是擺擺手的老人。

令人難忘的是，2009年10月31日消息傳出后，網絡上很快出現了無數自發的悼念文字。很多人甚至說不上他具體研究了哪些公式、參與了多少型號，只記得兩個詞：導彈，衛星。背后真正的故事，要從他離開美國的那幾年說起。

一、歸來之人：從“天才”到被扣押

時間往回撥到1949年。新中國剛剛成立時，38歲的錢學森正在美國事業高峰期，在麻省理工學院任正教授，又在加州理工學院噴氣推進中心擔任技術負責人，還參與美國空軍的科學顧問工作，能夠進出五角大樓，接觸軍事機密項目。

那時，他的老師是大名鼎鼎的馮·卡門。老教授對這位中國學生極為看重，說過一句話：“與其說是我發現了他，不如說是他發現了我。”在美國科研圈里，“Qian”這個姓已經不再陌生。家庭生活方面，更算得上風光——與出身名門、頗有音樂才華的蔣英新婚，孩子也陸續出生。

從常理看，這樣的日子完全可以平穩過完一生。可隨著新中國的成立、蘇聯爆炸第一顆原子彈，以及美國國內“紅色恐慌”情緒高漲，一切慢慢變了味。1949年11月，美國高級外交官艾爾杰·希斯因“間諜案”被推上風口浪尖，整個社會彌漫著緊張氣氛，科研人員也難以置身事外。

在最初的調查階段，美國軍方并沒有馬上駁斥錢學森以往的貢獻，他在戰時研究高超音速氣體動力學、噴氣推進理論的成果擺在那里，很難否認。但一個關鍵事實無法改變——他不是美國公民。隨著懷疑不斷發酵，敏感項目的研究許可被吊銷，曾經暢通無阻的實驗室也開始對他設限。

對一個心里早就打定主意要回國的人來說，這些變化只會加快決心。1950年6月16日，他向加州理工學院遞交辭職信，著手辦理離開美國的手續。幾天后，在與聯邦調查人員的會面后，他留下了一段頗為克制的聲明，大意是：在過去十多年里，他確實為這個國家的科學做出過貢獻，如今懷疑籠罩，最體面的選擇就是離開。

事情很快急轉直下。行李在洛杉磯港口被扣，他本人也在1950年9月6日晚被移民局人員帶走，先關在市監獄，后轉移到特米諾島進行羈押。短短15天，體重驟減，嗓音嘶啞，出獄時連熟人看見都忍不住驚嘆他變樣太快。

保釋之后，他似乎恢復了“自由人”的身份，但每個月必須向移民局報告行蹤，電話被監聽，出行被跟蹤，隨時可能被叫去參加新的聽證會。住處周圍出現陌生面孔已經成了常態，這一點他和家人心知肚明。對他來說，回國的路似乎被一層又一層無形的網攔住了。

在大洋彼岸，他的處境被迅速通報回國。中央十分重視，相關部門多次通過外交渠道表達關切；周恩來總理在1954年準備赴日內瓦會議時，特別提到要在處理僑民問題時爭取這位關鍵科學家的回歸。日內瓦會場內外言辭交鋒不少，有時甚至頗為尖銳，但涉及歸國人士時，中國代表團的態度非常明確。

談判經過多輪拉鋸，最終達成一個頗具分量的安排：中國釋放被俘的部分美軍飛行員，美國允許包括錢學森在內的若干中國公民離境。1955年8月4日，他接到可以回國的正式通知時，已經被限制自由長達五年。

同年9月17日，他和家人登上“克利夫蘭總統號”郵輪，從洛杉磯港啟程，目的地寫的是香港。碼頭上擠滿了記者，有人問得很直接：“以后還會再回美國嗎？”錢學森臉上的笑意一下收住，緩緩答了一句：“不會再回來，沒有任何理由再回來。”

這句話在當時被不少媒體記了下來。對外人而言，這只是一個選擇；對他自己來說，卻是斬斷退路。10月8日，這一家人穿過深圳羅湖橋，正式進入大陸。那天，他已經44歲。

二、戈壁深處：導彈、衛星與一個低調的人

回國后的錢學森，幾乎沒有過渡期。很快，在周恩來總理鼓勵下，他向中央軍委遞交了一份《關于建立我國國防航空工業的意見書》，從管理體制、科研機構到人才培養，寫得既細又直白。說得簡單一點，就是一份“路線圖”，告訴國家應當怎樣在短時間內搭起導彈和火箭工業的骨架。

這份意見得到了高度重視。1956年4月，中央軍委批準組建國防部五局和國防部第五研究院，由航空工業委員會牽頭推動相關工作。同年10月8日，在北京的一個莊重場合，聶榮臻元帥宣布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正式成立，并當場宣布院長人選——錢學森。

這個時間刻意選在他回國整整一周年，意義不言自明。一年之前，他剛踏上祖國土地；一年之后，他已經站在中國導彈和航天事業的前沿位置，肩上擔起的是一個新生國家的尖端科技布局。

那時的科研條件遠談不上優越，資料缺口大、試驗條件差、基礎工業薄弱，哪一條拎出來都不輕。許多關鍵技術沒有現成圖紙可抄，只能從原理推起，從計算、風洞試驗一點點往上走。錢學森常常帶著技術骨干住在試驗基地，白天在現場盯數據，晚上鉆進帳篷里翻資料，很多人只記得他那個小本子，上面密密麻麻寫滿了公式和思路。

1960年，中國第一枚地地導彈發射成功，時間并不長，離他回國還不到五年。1966年，裝有核彈頭的地地導彈飛行并爆炸成功，標志著中國在“核”和“導”的結合上跨過了關鍵門檻。1970年4月，我國第一顆人造地球衛星升空，地面響起《東方紅》的樂曲，許多人在收音機前安靜聆聽。

這些成果背后，涉及數以萬計的科研工作者、工人和軍人。國內有一種簡化的叫法，把他稱作“中國導彈之父”“中國航天之父”，甚至“火箭之王”。但在1992年的一封信里，他對這種提法相當不以為然，大意是：導彈和衛星事業是“大科學”，靠成千上萬人的協同，光科技負責人就有好幾百，“哪來什么‘之父’？”他只愿意把自己比作“集體工程中的一粒小芝麻”。

這種態度，在家人眼里并不意外。兒子錢永剛后來回憶，父親對功勞的看法很清楚：國家需要什么，就去做什么；做成了，是黨和集體的成就；做不成，自己再想辦法。對名和利，他總是顯得有點“慢半拍”，別人興奮的時候，他往往只淡淡一句“還可以，再努力”。

工作太忙，對兩個孩子照顧有限，這是當時不少科研工作者的共同處境。錢永剛7歲、錢永真5歲時，一家人剛回到北京沒多久，父親大部分時間都在單位，孩子和母親在生活上更親近一些。

有一回，小學考試結束，錢永剛有兩門課只拿到4分（滿分5分），被老師留下談話，回家后心情郁悶。晚飯前，錢學森問起緣由，兒子支支吾吾把分數說了出來，心里已經做好挨批評的準備。沒想到他只說了一句：“只要比上次有進步，就是好事。”

過了不久，孩子在下一次考試中拿到了滿分，興沖沖地跑回家報喜。錢學森聽完，很平靜地來了一句：“上次有兩個4分，也挺好。”短短兩句話，既沒有夸張表揚，也沒有連帶談理想志向，倒是把他一貫的淡定和寬容展現得很明顯。

1982年，錢永剛從國防科技大學計算機系畢業，后來又到加州理工學院深造，完成碩士學位后回國工作，長期在解放軍相關科研單位從事計算機系統研制。退休后，他在多所高校擔任兼職教授，并受聘擔任上海交通大學錢學森圖書館館長，經常以講解志愿者的身份，給前來參觀的人講述父輩那代科學家的往事。

錢永真則走上了另一條路。她繼承了母親的音樂天賦，在20世紀80年代赴歐洲留學，學成后回到中央音樂學院任教，先后擔任教研室主任、歌劇系副主任，工作到退休，一直低調得很。對不少人來說，她這個名字還是與父親的履歷一起出現時才被注意到。

從美洲海岸到西北戈壁，從風洞實驗室到發射陣地，錢學森的履歷可以用大量數據、型號和職務去堆砌。官方曾有一句評價：因為他的回國，中國導彈和原子彈的研制進程至少提前了二十年。這種說法難免有概括性，卻也說明，在那個關鍵階段，他所承擔的分量，已經很難用簡單頭銜來形容。

三、大雪送行：從航天大院到八寶山

時間回到2009年。那一年他已經在北京阜成路8號航天大院的紅磚樓里住了幾十年，樓體略顯陳舊，木地板磨得發亮，家具不算精致，卻很干凈。除了門口有警衛值守，院子里和普通居民樓沒太大區別。

10月31日清晨，他在這里安靜離世。按照生前囑托，家中靈堂布置得格外簡單，一張桌、一幅遺像，幾束白菊花，一切從簡。可消息傳出后，人來的速度遠遠超出家屬預估。花圈和花籃很快占滿屋內，工作人員不得不在樓下搭起棚子，把更多挽聯擺到戶外。

錢永剛后來回憶，說有兩件事讓他有些意外。一是父親走得比想象中突然，這些年為應對疾病積累的經驗幾乎派不上用場；二是他沒料到會有這么多人前來吊唁，有些人家里甚至從沒和錢家打過交道，只是聽到消息后覺得應該來鞠上一躬。

航天大院的院子不算小，卻在那幾天被花圈和人群“填滿”了。有的老工程師拎著自己寫的挽聯，從其他城市趕來；還有人帶著老照片，邊排隊邊給身旁的晚輩講起當年在試驗基地見過的錢院長。

告別儀式定在11月6日，地點是北京八寶山革命公墓禮堂。那天清晨，禮堂內外氣氛凝重，門口的黑底白字橫幅寫著“沉痛悼念錢學森同志”。走進禮堂，迎面是一幅莊重的遺像，下面擺著家屬敬獻的花圈，挽聯上寫著樸素的幾個字：有寫“爸爸，您永遠活在我們心中”，也有寫“爺爺，我們永遠想念您”。

在遺體前方不遠處，有一只格外顯眼的花圈，那是夫人蔣英敬獻的。挽聯上的字簡單干凈——“學森安心走好”。老人家在現場幾度落淚，面對遺容，聲音一度哽咽，身旁有人輕聲勸慰，她只是搖搖頭。

按照安排，當天黨和國家領導人先進入禮堂，向遺體三鞠躬，再一一與家屬握手致意。等官方致敬結束后，社會各界群眾開始依次走過靈柩前方，默默鞠躬，很少有人在現場高聲交談，更多時候只是輕輕嘆氣。

不完全統計顯示，從設靈到告別儀式結束，前來送別的群眾達到數十萬。有人排隊幾個小時，只為了在遺體前停留幾秒鐘。有位老工人對身邊的人低聲說：“那時候要不是他在前面頂著，咱們很多試驗都不敢做。”這句看似隨口的話，卻折射出基層人員對他的另一種記憶。

遺體告別儀式結束后，到了入殮和送去火化的環節。三軍儀仗隊全體官兵整隊入場，為靈柩抬棺扶靈。棺木上覆蓋著鮮紅的黨旗，旗面平整，隨著行進略微起伏。軍樂聲低沉，步伐整齊，人群自覺讓出通道，送別的目光一路相隨。

就在葬禮前后幾天，北京突降大雪。有人站在八寶山外仰頭看了一會兒雪花，轉頭對同伴半開玩笑地說：“連天都在下白花。”這句話聽上去略帶感性，卻也道出了很多人當時的心情。

從回國那天算起，錢學森在新中國度過了整整半個多世紀。從國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到導彈、核彈頭和衛星一一成功，再到后來培養大批新一代科研人才，他所參與的許多決策和方案，如今已經寫進公開的史料和教材。

而在另一端，他的日常形象卻相當樸素：舊沙發、老式電話、磨損嚴重的地板，還有堆得滿滿當當的書和資料。對很多年輕來訪者，他最常說的不是“成就”，而是“要做有用的事，要做集體里的一員”。

2007年，感動中國組委會給他的頒獎詞，簡要勾勒了這樣一個人：國是重的，家是輕的；科學在前，名利在后；五年歸國之路，十年“兩彈”成就；在艱難歲月里，他開辟了祖國航天的道路，為后來者搭起了攀登的階梯。

從航天大院的靈堂，到八寶山的大雪送行，那個曾被外界評價“價值抵得上五個師兵力”的科學家，最終以一種質樸卻極高的禮遇告別人世。

病逝次日降下的大雪、覆蓋黨旗的棺木、為他抬棺的三軍儀仗隊，以及自發送別的數十萬群眾，這些畫面并列在一起，已經構成了關于錢學森最直觀、也最有重量的一段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