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香港富豪榜：霍家無緣前列，劉鑾雄第七，李嘉誠排名穩定

意料之中的首富，意料之外的排名，最讓人扎心的是，霍家竟然連前十都沒擠進去，劉鑾雄也跌出了前五，勉強排在第7。

如果只把這當成一份簡單的富豪榜，你看到的不過是一串美元數字的增減起伏，但如果把時間軸、產業結構和政治語境一起疊加進去，這張榜單更像是一份關于香港經濟結構轉型的階段性樣本。

榜首仍然是李嘉誠，451億美元的身家讓他繼續位居高位；曾經以“股市狙擊手”聞名的劉鑾雄，資產縮水至143億美元，排名下滑。

而霍氏家族則在公開榜單上存在感有限，單純看排名，這是財富座次的變化；若結合產業周期與政策環境觀察，則更像是資本模式的一次結構性篩選。

這種變化背后，折射的是香港財富生成邏輯從高杠桿地產與資本運作，逐步向長期資產配置與結構性產業投資過渡的過程。

劉鑾雄早年的投資風格，以高波動、高杠桿和強勢資本運作為特征，在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香港資本市場，信息不對稱與控股結構分散，為“舉牌”“逼宮”“高位退出”等操作創造了空間。

那是一個資本獵手能夠憑借膽識與資金實力快速放大收益的時代，這種模式高度依賴市場流動性與估值擴張。

一旦宏觀環境逆轉、房地產與相關資產進入去杠桿周期，高負債與集中持倉便成為風險源。

內地房地產行業在2020年代中期經歷深度調整，資本市場風險偏好收縮，昔日的高分紅資產變成估值壓力點。資產負債表的邏輯最終壓倒了江湖式的資本敘事。

2014年劉鑾雄將公司控制權逐步交予下一代，在當時被解讀為健康與傳承安排，從產業周期角度回看，則恰逢房地產紅利見頂前夕，資本市場的風向變化，使得以高杠桿套利為核心的模式難以為繼。

這種退潮并非個案，而是舊經濟結構面臨再平衡的縮影。

相比之下，李嘉誠的資產配置更趨全球化與防御性，通過長江和記實業等平臺，其投資逐步向歐洲及北美的公用事業、能源基礎設施等穩定現金流領域傾斜。

這種“去波動化”布局，使其在全球通脹與地緣不確定性加劇的環境下，保持了資產韌性，從財務角度看，這是典型的風險分散策略：降低對單一區域地產市場的依賴，增加穩定收益資產比重。

但資本邏輯之外，還存在制度與公共輿論層面的張力。近年來圍繞港口資產出售、全球資產重組等議題的討論，使“資本回報優先”與“戰略屬性考量”之間的關系成為輿論焦點。

在新的語境中，企業家的評價維度，不再只看凈資產規模，還包括其資本流向與國家發展結構之間的關聯度。

霍氏家族在公開富豪榜中的排名并不突出，但其資產結構與組織形式具有特殊性。

部分核心資產以基金會形式存在，例如與霍英東相關的基金會體系，其資產并不完全以個人可支配財富形式呈現，因此難以在傳統榜單算法中全面體現。

更重要的是，霍家早年在南沙等區域的長期投入，并非以短期地產套利為目的，而是圍繞港口、物流與區域協同發展展開。

三十年的基礎設施與區域開發投入，在粵港澳大灣區框架下逐漸顯現結構性價值，這種投資模式強調時間維度與政策協同，其回報既包含經濟收益，也包含社會資本與制度信任。

信任本身，構成了一種難以量化卻長期有效的護城河。

榜單中同樣穩定的，還有李兆基家族，以及鄺肖卿所代表的新鴻基地產家族體系。

他們的財富來源同樣以地產為核心，但長期捐資助學、參與基礎設施建設，使其形象與本地社會發展形成較強關聯。財富不僅體現為資產規模，也體現在與公共領域的互動方式。

社會評價往往綜合考慮兩個維度：財富如何積累，以及財富如何使用。資金流向教育、公益或本地建設，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強化公眾認同。

值得注意的是，榜單中還出現了以新經濟為核心的代表人物，如蔡崇信。作為阿里巴巴的聯合創始人之一，他的財富更多來源于數字經濟與互聯網平臺增長，而非傳統地產或資源壟斷。

這反映出香港及華語資本圈財富結構的進一步多元化。知識資本、平臺經濟、全球科技產業鏈的擴張，正在逐步稀釋單一地產邏輯的主導地位。

綜合來看，這份榜單更像是一張周期性快照，第一，高杠桿與套利驅動的財富模式在去杠桿環境下承壓，第二，全球分散化資產配置增強了抗風險能力，但也面臨制度與社會期待的再定義。

第三，長期基礎設施與區域協同投資，在新的國家發展框架下獲得結構性溢價，第四，新經濟與知識資本，成為財富生成的重要來源。

香港經濟并未簡單衰退，而是在重構。地產紅利時代逐漸退場，資本的評價標準正在從“短期回報最大化”向“長期協同與公共嵌入度”轉移。

在這樣的背景下，富豪榜不再只是財富的炫耀窗口，而成為觀察經濟結構、政策導向與社會價值變化的側面鏡像，數字會波動，排名會更替，但真正決定長期地位的，是資本與時代方向之間的契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