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中建總公司總經理孫文杰對中國建筑企業的貢獻，真相遠超你想象

前不久，原中建總公司總經理孫文杰出版了一本新書，書名叫做《隨心自在》。這本書并非正式出版物，或許正如書名所暗示的那樣，作者更傾向于一種自由表達，不愿受出版規范的約束。書中的內容寫得隨性、自在，但坦白說，我期待的一些內容，并沒有出現在書中。

其實，中建總公司一直是中國建筑企業的龍頭，其行業地位至今難以撼動。作為這家企業的掌舵人，孫文杰無疑是中國建筑市場上舉足輕重的人物。他的經歷、思考，尤其是他在關鍵時期的決策，深刻影響了中建乃至整個行業的發展走向，在中國建筑史上，應當是繞不開的一筆。只可惜，這些更有分量的內容，書中并沒有展開。

我在中建五局工作了整整四十年，親身經歷了孫文杰主政時期給企業帶來的深刻變化。

1983年，我進入中建五局。當時我們一公司承建了長沙熱水瓶廠的擴建工程，我被分到工地上當木工。

那時的建筑公司和現在完全不同。沒有包工頭，沒有外來民工，所有活兒都是企業自有員工干。工地上木工、架子工、混凝土工、泥工，一應俱全，全是“正式工”。最大的特點，就是干活慢——不是一般的慢，是磨洋工的那種慢。

我們是國企職工，嚴格執行八小時工作制，周末雙休。上班時間也松松垮垮，干一小時，歇半小時，真正出工的時間一天也就四五個小時。哪怕是一根鋼模柱，幾個人拼兩天也拼不出來。不是不會干，是沒有動力干。

說到底，跟當年生產隊出工沒啥兩樣：干多干少一個樣，干好干壞一個樣。反正拿的是固定工資，誰愿意多出力？

就這樣，一個四百多人的工地，干了三年還沒完工。聽說熱水瓶廠廠長在一次會議上急得當眾大哭——他們引進的先進生產線，眼看就要因為項目延期而報廢。但我們不著急。

現在回頭看，不是我們懶，是體制讓人沒法積極。那個年代的國企，大多如此。

到了九十年代，企業開始從計劃經濟轉向市場經濟，建筑公司一下子陷入了困境。以前是等任務，現在是找飯吃。找不到活，就發不出工資，大量員工下崗。中建的日子，也不好過。

企業往哪走？這是擺在孫文杰面前的一道難題。

我常暗自琢磨，換作是我，大概也只能是老辦法：拼命找項目，帶著大家干。但我也清楚，那樣做，掙不到錢。現場的工人沒積極性，就算發點獎金，效果也有限。坐在辦公室的可以偷懶，真正創造產值的是工地上的人，他們沒有干勁，項目怎么賺錢？

孫文杰在國外待過，他了解中外建筑企業在管理上的差距。一個項目，國外公司一年能完，我們三年還磨蹭著，根本原因就是體制。

于是，他在中建率先推行了一項改革：管理層與作業層徹底分開。

簡單說，公司只保留技術人員和管理人員，木工、鋼筋工這些現場作業人員，一個不留。

這樣一來，企業卸下了一個大包袱。因為現場作業人員占了員工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在熱水瓶廠那個工地，管理人員不過二十來人，作業人員卻有三百多。工程結束后，這些人不能辭退，企業還得養著，關鍵是，他們拿工資不愿出力——也不能怪他們，制度允許這樣。

改革之后，中建再接到項目，只需組建一個十幾人的項目管理班子。具體的施工，交給勞務公司。這些公司，就是我們常說的“包工頭”開的。

中建和勞務公司是合同關系，不再是上下級。勞務公司和工人也是合同關系。這樣一來，現場工人的積極性一下就調動起來了。

勞務公司不養閑人。他們采用類似農村承包制的辦法：砌一層墻，講好一千塊，一天干完是一千，十天干完也是一千。多勞多得，上不封頂。為了多掙錢，工人們自然拼命干。現在工地上，民工早上六點就開工，干到夜里十二點還不肯收工。

工人快了，項目就快，中建也越賺越多。

現在所有建筑企業都這么干，但最早推開這種模式的，是中建；而大力推行的，正是孫文杰。這一做法，和當年的農村承包制有異曲同工之妙，從根本上解決了建筑企業的工效問題。

孫文杰另一項讓人印象深刻的舉措，是推行CI行為識別系統，徹底改變了工地臟亂差的形象。

以前，建筑工地在人們印象中就是“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我們住的，是用竹夾板和油毛氈搭的工棚，常年陰暗潮濕，很多工人都落下了風濕病。

推行CI之后，情況大不一樣。

CI的核心，是通過改善工作條件和現場環境，提升中建的整體形象。現在的中建項目，開工前先建標準化的項目部，里面有空調、洗澡間、沖水廁所，和工廠辦公室沒什么兩樣。民工生活區也配套齊全，和家里差不多。施工前，所有道路先行硬化，塵土飛揚的問題解決了；大門和圍墻也做了美化設計。

這一套做法，走在了全國建筑企業前面，后來被很多公司效仿。這也是孫文杰倡導的。

當然，他的貢獻不止這些。

作為改革開放時期中國建筑企業轉型的參與者、推動者和見證者，孫文杰在那個特殊歷史階段的思考與抉擇，是值得被記錄下來的。因為中建總公司的地位，決定了它的每一步探索，都不僅僅是企業自己的事，而是中國建筑史上繞不開的一頁。

（李蘇章原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