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枚五銖錢的西傳密碼

古絲綢之路的大宛故地、費爾干納盆地的流沙之下，沉睡著文明交融的無言秘語。

近日，在中國歷史研究院與撒馬爾罕文化遺產署共同主辦的中烏文明交流互鑒對話會上，中烏考古合作與文明互鑒再度成為焦點。學者們的討論將時間拉回到2024年——在烏茲別克斯坦蒙扎鐵佩遺址的考古發掘現場，松軟的沙土層、“嬌弱”的絲綢殘片、銹跡斑斑的圓形方孔錢，給中烏聯合考古隊出了一道難題——他們必須在流沙中“穩住陣腳”，將遺址“整塊帶走”，再在實驗室里逐層解鎖古幣背后隱藏的信息。

從套箱技術的跨國協作，到以絲為證推翻百年學術謬誤，再到用一枚五銖錢還原絲路文化交融的復雜圖景，一場跨越國界與時空的考古探索正在黃沙之上緩緩鋪展，見證著中國考古從參與者向領跑者的蛻變。

在流沙中把遺址“整塊帶走”

自2011年12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與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后更名為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國家考古中心）簽訂合作研究協議以來，明鐵佩古城遺址的探方里便留下了中烏考古學者并肩工作的身影。2024年9月，蒙扎鐵佩遺址的發掘讓這項合作有了新的重大發現：7座墓葬、2座建筑，還有絲綢殘片、銅鏡、圓形方孔錢……大量珍貴文物破土而出，尤其是保存尚好、能看清編織紋路的絲綢，更是自1986年該遺址首次發現絲綢后的又一重大收獲。

蒙扎鐵佩遺址現場臨時場地開展紡織品保護修復

2024年蒙扎鐵佩墓葬套箱提取現場

蒙扎鐵佩——烏茲別克語里的“串珠臺地”，坐落于錫爾河北岸的峭壁上，與巴蘭德鐵佩古城東西相望，是費爾干納盆地里城址與墓葬關系最清晰的古代墓葬遺址。當絲綢、皮革、蘆葦編織物這些有機質文物接連被發現，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這類文物“嬌弱”至極，一旦離開穩定的地下環境，接觸空氣后便極易損毀。由此，對現場的保護刻不容緩。

“在中國考古的理念中，文物保護從來都是從清理的那一刻就同步開始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亞考古隊隊長、中烏聯合考古隊中方執行領隊劉濤說，“出什么樣的遺存，就第一時間找對應專家；理念先立住，技術隨即跟上，這兩樣少一個都不行。”

基于這樣的理念，團隊很快拿出一套在國內早已成熟的方案——套箱提取法。這套方法曾讓無數珍貴有機質文物得以完整進入實驗室，在可控環境里接受精細化清理。可誰也沒想到，這套在國內黃土地層里屢試不爽的方法，到了蒙扎鐵佩，卻遭遇了不少難關。

“當地的考古同行從未見過這樣的‘整體提取’，覺得把整方遺跡連土一起搬走，既麻煩又沒必要。”劉濤回憶當時的場景，第一個挑戰便是反復溝通與解釋，“我們翻出國內的案例，說明套箱提取對有機質文物的保護意義，講實驗室精細化清理能還原多少現場信息。最后，在翔實的資料前，也是源于對中方的信任，烏方欣然同意了套箱提取法方案。”

與溝通的難題比起來，自然條件的挑戰更顯棘手。蒙扎鐵佩的地層并非國內常見的堅實黃土，而是松散的沙土，結構極不穩定，稍一擾動就有可能引發流沙，別說套箱，就連常規的清理都要格外小心。“這里的沙土不允許我們照搬國內的經驗。”劉濤說，“木板多厚才合適？太薄撐不住整體結構，太厚又太笨重，很難穿透周邊的沙土；石膏怎么填縫？當地能買到的石膏純度極低，剛注入沙土縫隙，沒等凝固就開始開裂。”種種操作困難橫亙在考古隊面前。

劉濤坦言，“當時心里真的沒底，就怕前面剛加固完，后面的石膏就裂了，忙活半天全白費”。最后七八名隊員分成幾組，在套箱的不同位置同步注入石膏，眼神交匯間，動作節奏高度一致，只為讓石膏在同一時間凝固。

套箱固定好了，新的難題又擺在眼前：套箱的體量不小，怎樣把這個“大家伙”安全運到實驗室？“多虧了烏方的同行們，他們二話不說就聯系了當地政府，修出一條石子路。”那條蜿蜒在黃沙里的石子路，成了蒙扎鐵佩遺址上中烏考古合作最生動的印記。

事實證明，這場在流沙中攻堅克難的套箱提取，不僅守住了珍貴的文物遺存，更為破解絲路千年謎題提供了中國智慧、中國方案——正是在實驗室恒溫恒濕的可控環境下，對這個“大箱子”進行精細化清理與研究，那些藏在沙土里的核心秘密才得以層層揭開。其中最具學術意義的，便是絲綢與五銖錢的發現，它們不僅填補了絲路研究的關鍵空白，也為國際學術界帶來了全新的認識與重要啟示。

2024年蒙扎鐵佩遺址發掘現場

織錦溯源的東方根脈

絲綢之路理論研究的話語權，一個多世紀以來始終掌握在德國學者手中。這也是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劉大瑋長期關注的議題。而那個“整塊帶走”的遺址箱體，不僅守住了珍貴的文物遺存，更讓絲綢重新成為解讀絲綢之路的核心鑰匙。

回溯百年學術史，1877年李希霍芬首次提出“絲綢之路”概念，勾勒出中國通往印度、中亞的兩條主線，明確絲綢與紡織品是跨區域交往的核心媒介；1910年赫爾曼進一步將路網延伸至歐洲。可自此以后，學術界的目光多聚焦于“路”的走向與延展，卻偏偏忽略了“絲綢”這個最關鍵的物質載體。在中亞核心貿易區既無成規模的早期絲綢遺存，也缺乏養蠶繅絲原料、機具的情況下，德國學者亨寧于20世紀50年代提出“中亞紡織中心”理論，而絲綢的來源、傳播路徑、生產主體，始終未得到系統論證。

當考古隊員小心翼翼打開那個從蒙扎鐵佩遺址運來的“大箱子”，在墓主人軀干部位，21件（套）酥粉易損的紡織品緩緩露出真容。它們像受潮后粘在一起的蘇打餅干，稍一觸碰便可能碎裂，隊員們只能手持兩根細竹簽，屏住呼吸逐層剝離，再用絲蛋白加固法、絲網加固技術精心呵護。最終，衣物下擺、領緣、繡片等構件被成功拼對，其中那塊斜紋緯向顯花織錦——也就是學術界長期認定的“粟特錦”，成了劉大瑋破解謎題的切口。

受限于國際主流學界的固有認知，起初劉大瑋和其他學者一樣，默認“粟特錦源自中亞”的舊說。畢竟蒙扎鐵佩遺址地處費爾干納盆地，緊鄰粟特核心區，在這里發現這類織錦，似乎順理成章。可越是深入梳理資料、分析文物，疑問就越清晰地縈繞在他心頭：“這塊織錦到底是什么年代的？它的源頭真的在中亞嗎？”

帶著這份懷疑，劉大瑋先借助便攜式顯微鏡對織物纖維進行初步檢測，絲質特征清晰顯現，這讓他隱約覺得亨寧的“中亞紡織中心論”站不住腳。為了驗證猜想，他進一步用傅里葉紅外光譜儀開展微觀分析，確認織物材質就是絲綢；而碳十四測年的結果，更給出了顛覆性答案：織錦年代為5—6世紀，其中那塊斜紋緯向顯花織錦，比國際學術界已知實物年代早了一百多年，直接將這項紡織技術的歷史向前推進了一個多世紀。

帶著這一關鍵發現，劉大瑋第二次奔赴中亞，足跡遍布費爾干納、撒馬爾罕，更專程趕往亨寧理論的核心依據地——布哈拉城北約30公里的贊丹納（Zandana）村。眼前的景象，讓劉大瑋愈發篤定自己的判斷：村里滿是棉花地與戈壁沙漠，別說古代紡織作坊，就連養蠶繅絲必需的桑樹遺跡都無處可尋；更關鍵的是，當地村名本是“Zandana”，壓根不是亨寧所解讀的“Zandanījī”。

他翻遍亨寧當年的論文，愈發看清其理論根基的漏洞：無可靠的科技檢測手段，僅靠照片描摹織物銘文，就主觀判定為粟特文；后續語言學家通過紅外相機重新提取銘文數據，證實這些文字更可能是阿拉伯文，“Zandanījī”的發音完全是主觀臆斷。劉大瑋又沉下心梳理《北史》《舊唐書》《新唐書》等古籍，史料中對中亞的記載，多是“善商賈”“爭分銖”“多善馬”，與紡織業所需的固定場地、長期技術積累、穩定原料供給完全相悖。與此同時，他走訪撒馬爾罕、塔什干、布哈拉等多地文博機構，始終未發現5—6世紀的紡織機具遺存，進一步佐證中亞根本不具備絲綢生產條件。

劉大瑋還通過紅外光譜與液相色譜—質譜聯用技術，在織物上檢測出了黃櫨、茜草、靛藍等古代染料成分。黃櫨主要生長于中原及周邊地區，具有一定地理標識性。此外，關于其染色方法，在以《日華子諸家本草》為代表的中國古典文獻中均有記述。這直接證實了這批絲綢的染料源自中國，為絲綢西傳提供了堅實的科技考古證據。

從民族學調查到文獻考據，從考古發掘到科技檢測，再到對亨寧理論的逐點溯源，五個維度的證據一點點拼湊完整，劉大瑋終于敢確定：亨寧的“中亞紡織中心論”不可取，漢唐時期真正的紡織中心，從來都是中原，絲綢之路的絲綢媒介和整套紡織技術，根都在中國。

而這批21件（套）絲綢遺存，更有著里程碑式的意義——這是共建“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中亞地區首次發現的成規模、保存完好的絲綢實證。它讓“絲綢之路”不再只是書本上的概念和學術界爭論的理論，而是有了實實在在的絲綢實物證據。那段東西方文明交融的歷史，在殘錦的紋路里，終于有了最鮮活、最確鑿的注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張旭表示，此次發現的重要性不僅在于文物本身，更彰顯了中國考古的國際話語權與頂尖研究實力。長期以來，中亞考古領域多由外國學者主導，中國學者雖在20世紀80年代曾涉足該區域，但未能形成有重要國際影響力的研究成果。時隔40年，作為國家考古隊，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肩負著“讓中國考古走向世界”的使命重返中亞，每一步都力求嚴謹，只為不負國家重托。

“五銖”錢文赫然顯現

織錦的謎題終被解開，而蒙扎鐵佩遺址的驚喜，遠不止于此。在發掘清理中，一枚靜靜躺在墓中、帶著歲月斑駁的圓形方孔錢幣，同樣揭開了絲路貨幣文化傳播的別樣圖景，這也讓我們對五銖錢的西傳路徑有了全新的認知。

這枚出土于墓葬的錢幣，形制是中原標志性的圓形方孔，兩側還殘留穿系過的繩子痕跡。這顯然并非用于交易的流通貨幣，而是被墓主人挑選用于佩戴的裝飾品。當保護修復工作逐步推進，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助理研究員韓化蕊小心翼翼為錢幣除銹后，清晰的“五銖”錢文赫然顯現。這一瞬間的發現令人欣喜——這無疑是五銖錢西傳至費爾干納盆地最直接的實物證據。

五銖錢

斜紋緯向顯花織錦實物圖

在此之前，費爾干納盆地也曾出土過五銖錢，學術界多依據形制將其判定為東漢時期直接從中原傳入的錢幣，這一認知也成為研究的主流。可當韓化蕊對這枚新發現的錢幣展開材質分析時，卻有了意外收獲：這枚錢幣并非中原常見的青銅質地，而是紅銅制品。要知道，從西漢到隋唐，中原鑄造的五銖錢，一直以銅錫鉛合金的青銅為主，紅銅材質的五銖錢，與中原的鑄造傳統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如果它不是直接來自中原，那這枚紅銅五銖錢究竟從何而來？”帶著這個疑問，韓化蕊開始梳理史料與過往研究，線索漸漸指向了天山以南的龜茲地區。已有研究明確，3—7世紀的龜茲，曾以中原五銖錢為模板，仿鑄出獨具地方特色的“龜茲五銖”，這類錢幣不僅是當地日常交易的流通貨幣，還分為漢龜二體錢、僅存五銖錢文的錢幣，以及無文字的小錢，其中便有紅銅鑄造的形制。《大唐西域記》中也明確記載了龜茲地區金、銀、銅錢并用的商貿場景，這一切都與這枚紅銅五銖錢的特征高度契合。

更有意思的發現藏在錢幣功能的轉變中：同樣是帶著五銖形制與中原文化符號的錢幣，在龜茲是實打實的流通貨幣，支撐著當地的日常交易；可當它繼續向西傳播，走入費爾干納盆地后，卻褪去了貨幣的屬性，因稀缺珍貴成為被人們佩戴在身上的裝飾品。一枚小小的錢幣，在絲路的傳播中完成了從“交易媒介”到“文化飾品”的轉變，藏著不同地區對中原文化的接受與詮釋。

韓化蕊直言，這枚五銖錢被佩戴為飾的狀態，恰好印證了文化因素交流初期的獨特接受方式：珍貴的外來文化符號，往往先以裝飾的形式被接納。這一發現，也讓學術界開始重新審視過往對費爾干納盆地五銖錢的認知，過去的研究多只依據形制特征下判斷，缺乏關鍵的成分分析證據，而此次通過科技檢測鎖定的紅銅屬性，為五銖錢的西傳路徑補上了關鍵一環。五銖錢的西傳，并非只有中原直接向西擴散這一條路線，它先影響了天山以南的龜茲地區，在當地與本土文化融合，形成帶有地方特色的五銖錢體系，之后這批龜茲五銖錢，又沿天山南麓繼續西行，最終傳入費爾干納盆地。

這枚小小的紅銅五銖錢，早已超越了文物本身的意義。它不再只是絲綢之路上流通的物品，更是文化傳播的鮮活見證——絲路之上的文化交流，從來不是簡單的“一次性傳遞”，而是在一次次的停留、融合與再創造中，被不同地區賦予新的意義，而后繼續向更遠的地方延伸，最終勾勒出一幅更為復雜、也更為真實的東西方文明交融圖景。

除了絲綢與五銖錢，蒙扎鐵佩遺址出土的1800余件玻璃珠飾，也為絲綢之路物質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實證。中國社會科學院科技考古與文化遺產保護重點實驗室助理研究員劉念通過成分分析、工藝解碼等系統研究發現，這批珠飾主體為西亞薩珊帝國風格的植物灰型鈉鈣玻璃，采用拉制、攪胎、金屬鑲嵌等專業化工藝制成，其器型、配色與工藝特征，與我國新疆地區4—6世紀出土的玻璃珠飾高度相似；同時發現少數接近阿富汗玻璃成分的疑似廢料及珠飾修復痕跡，推測該遺址不僅輸入西亞玻璃成品，可能還存在小規模本地再加工或修復活動，印證了當時絲綢之路上跨區域物質互動的復雜性與活躍度。

區域考古發展的領跑者

“‘中國考古走出去’，不僅要打開世界文明的新篇章，更重要的是向世界宣傳、展示中國考古學的成果，為揭示世界文明發展貢獻中國智慧、提供中國方案。”劉濤坦言，“任何考古工作，都必須立足扎實的認知和明確的研究成果，這是最基本也最不可動搖的前提。無論理念多先進、技術多復雜，最終都要落到經得起檢驗的學術認識上。”在劉濤看來，比“走出去”更重要的，是中國考古學能否持續自我更新、能否通過新的研究路徑，推動考古問題的深度破解。

“我們追求的從不是某一項孤立技術的引入，而是一種貫穿始終的整體性工作理念——從前期勘探、試掘回填，到系統發掘，再到實驗室分析和多學科協作研究，構建起一條完整的技術鏈條。”

這條鏈條的核心是中國考古學的方法優勢：精細化的現場記錄、科學檢測手段的深度介入，以及自然科學與人文社會科學的交叉融合。“只有把這整套方法體系貫穿考古研究全流程、全鏈條，實現整合運用，才能真正推動中國考古學在方法和認知上持續創新。”劉濤的這一理念，在中烏聯合考古的實踐中得到充分檢驗。

項目初期，烏方同行對實驗室考古、整體性保護等理念并不熟悉，甚至存有疑慮。從現場發掘的精細化操作，到實驗室里的系統研究，烏方學者親眼見證了中國考古理念與技術的落地成效——從最初的不理解，到慢慢建立信任，再到主動配合并高度認可實驗室考古模式，雙方逐漸形成穩固的合作基礎。“現在烏方甚至希望我們能在當地引入并建設相應的實驗室體系，這本身就是對中國考古理念與技術路徑的最高肯定。”劉濤說。

在這一次次的理念碰撞、技術交融、實踐磨合中，中國考古學在中亞考古學術舞臺上的角色，也悄然發生著深刻轉變——從最初的“參與者”，一步步成長為引領區域考古發展的“領跑者”。

（本版圖片均由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中亞考古隊提供）

本報記者 楊雪 白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