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隔4年，日本再扣中國大陸漁船

文︱陸棄

2月12日，一艘在長崎縣五島市女島西南約170公里海域作業的中國大陸漁船被日本水產廳執法船攔截并扣押，船長遭到逮捕。事件發生的地點并非繁忙航道，也非軍事熱點，卻迅速成為輿論與外交討論的焦點。

海上摩擦的敏感性，源于其交匯了法律與主權的雙重維度。日本方面依據本國《漁業主權法》，以涉嫌無視停船命令并駕船離開為由實施扣押；中方則長期不承認日方在相關海域的單方面專屬經濟區主張。兩套規范體系在同一空間疊加，卻缺乏統一裁決與有效協調機制，執法行動便難以避免被賦予政治解讀。表面是對具體行為的認定，實質則是規則適用與主權認知的結構性分歧。

這一現象并非孤立。東海與周邊海域長期存在多重法律與政策框架：國際海洋法提供基本原則，沿海國家在此基礎上形成國內法與執法實踐。然而，當海域邊界與權屬認知未能達成共識，國內法的單邊適用極易引發對立。執法船的廣播與攔截，在技術層面是程序動作，在政治層面卻可能被視為權力展示。法律語言與戰略語境在此交織，使單一事件迅速外溢為外交議題。

從機制角度觀察，海上執法本質上是國家治理能力的延伸。漁業資源管理、航行秩序維護、生態保護與安全監管，均需要穩定且可預期的規則環境。但在爭議海域，執法行為不可避免承載主權宣示功能。任何一方的強力行動，都可能被另一方理解為政策信號甚至立場強化。由此形成的互動邏輯，往往呈現“行動—反應—再行動”的循環結構，增加誤判與升級的概率。

影響層面更為復雜。對涉事船員與船長而言，執法措施直接關聯人身自由與法律責任，亦牽動領保與司法程序。對雙邊關系而言，此類事件極易在輿論場被放大，成為情緒與民族認知的觸發點。對區域環境而言，頻繁的執法摩擦可能削弱既有危機管控機制的穩定性，影響漁業合作、科研交流與海上安全協作。安全困境往往并非源自單一沖突，而是由一系列低強度摩擦逐步累積。

值得注意的是，執法爭議的背后，還存在資源與治理的現實壓力。海洋漁業資源承載力下降，近海捕撈密度上升，各國強化監管與執法并非偶發政策，而是長期趨勢。問題在于，當資源治理與主權爭議疊加，技術性管理目標容易被政治化。執法尺度的變化，既可能源于政策調整，也可能受制于國內政治與外交氛圍。事件因此成為觀察政策走向與戰略心理的窗口。

理性判斷需要避免兩個極端：一是將所有執法行為視為單純法律問題，忽略其政治背景；二是將一切摩擦等同于戰略對抗，忽視制度與程序層面的復雜性。海上秩序的穩定，既依賴國際法框架，也依賴雙邊與多邊溝通機制。信息透明、執法克制、危機熱線與聯合巡護，均是降低風險的現實工具。真正的難點在于，在主權認知存在分歧的前提下，如何維持最低限度的規則共識與行為邊界。

歷史經驗顯示，爭議海域并不必然通向沖突升級。關鍵在于能否建立穩定的危機管控結構，使單一事件不至演變為系統性對抗。執法機關的專業判斷、外交渠道的及時介入、司法程序的透明運作，以及輿論環境的理性克制，均構成風險緩釋的重要環節。任何環節的失衡，都可能放大不確定性。

當下的東海與周邊海域，需要的不只是力量與規則的表達，更需要耐心與制度智慧。執法可以維護秩序，卻難以獨立解決主權分歧；強硬可以傳遞信號，卻未必帶來穩定。真正決定局勢走向的，是各方能否在分歧之上維持溝通，在競爭之中保持克制，在短期事件與長期關系之間找到平衡。

海面之上，風浪時起時伏；政策與認知的深層流動，則更為持久。一次扣押，或許只是長周期互動中的瞬時節點，卻提醒人們重新審視海上規則、執法邊界與外交理性的關系。區域穩定從來不是自發生成，而是在反復摩擦與調適中被謹慎維護。未來的答案，不只取決于行動本身，更取決于行動之后各方的選擇與節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