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盟想學美國筑墻？六國聯名反對歐盟加碼對華限制

六國聯名反對歐盟加碼對華限制！2月13日，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荷蘭和瑞典共同致信歐盟，明確反對即將表決的《工業加速器法案》，批評其保護主義條款將嚴重削弱歐洲的全球競爭力。

2026年2月中旬，布魯塞爾的寒風尚未退去，一場關于歐洲未來命運的暗流卻已悄然涌動。就在2月13日，一封由六國聯合簽署的信件被送至歐盟委員會高層手中——措辭冷靜，立場堅定，卻字字如刀。

這封信來自愛沙尼亞、芬蘭、拉脫維亞、立陶宛、荷蘭與瑞典。它們不是歐盟的邊緣小國，而是北歐與波羅的海地區最具開放精神、技術最前沿、對外依存度最高的經濟體。而它們所反對的，是歐盟擬于2月25日表決的《工業加速器法案》——一項打著“再工業化”旗號，實則筑起高墻的政策草案。

該法案的核心條款令人咋舌：外資進入關鍵產業（如新能源、電池、半導體）必須成立合資公司；外資持股不得超過49%；核心技術與知識產權須強制轉讓；企業員工中歐洲籍比例不得低于50%；甚至在補貼和公共采購資格上，還設置了60%–80%的“本土含量”門檻。

表面上看，這是為了“保護歐洲工業”。但六國看得清楚：這根本不是保護，而是自縛手腳。

故事要從更早說起。過去幾年，中國在光伏、動力電池、電動汽車等領域突飛猛進。全球80%以上的光伏組件、70%的動力電池產能來自中國。歐洲車企如大眾、寶馬、奔馳，早已深度嵌入這條供應鏈。ASML的光刻機離不開中國市場的訂單；諾基亞、愛立信的5G設備部署也依賴與中國企業的合作。

可就在此時，法國與德國的部分政客開始焦慮。他們擔心歐洲在全球科技競賽中掉隊，更害怕“戰略依賴”變成“戰略脆弱”。于是，“再工業化”成了口號，而《工業加速器法案》成了工具：用行政手段逼迫外資交出技術、讓出控制權，試圖以此“扶植”本土企業。

但這種思路，忽略了一個基本事實：今天的高科技產業，早已不是閉門造車能搞出來的。它依賴全球分工、跨境協作、資本自由流動。正如經濟學家弗里德曼曾言：“在全球化時代，圍墻建得越高，里面的人就越窮。”

六國正是看清了這一點。荷蘭擁有全球唯一的EUV光刻機制造商ASML，其供應鏈橫跨數十國；瑞典的愛立信在5G標準制定中與中國企業頻繁互動；芬蘭的諾基亞雖已不復昔日輝煌，卻仍靠全球合作維持技術迭代；而波羅的海三國，則靠著對華出口電子元件、綠色能源設備實現經濟躍升。

對他們而言，《工業加速器法案》不是盾牌，而是枷鎖。一旦實施，不僅中國資本會撤離，連美國、韓國、日本的企業也會重新評估在歐投資風險。更致命的是，歐洲企業將被切斷接觸最前沿技術的渠道——因為全球最快的技術迭代，正發生在中國的工廠與實驗室里。

一位瑞典高級官員私下坦言：“我們不是反對‘歐洲制造’，而是反對‘歐洲封閉’。沒有開放，哪來的加速？”

這場分歧，早已超越政策層面，演變為歐盟內部兩種發展哲學的激烈碰撞。

一邊是以法國為代表的“歐洲優先派”。他們主張戰略自主，強調減少對外依賴，甚至不惜以犧牲效率為代價換取“安全”。馬克龍多次公開呼吁“歐洲主權”，但諷刺的是，法國奢侈品巨頭LVMH、能源企業道達爾，卻仍在加大對中國市場的投入。

另一邊，則是以六國為首的“開放合作派”。他們承認競爭的存在，但堅信唯有融入全球體系，才能保持創新活力。正如荷蘭外貿大臣在一次閉門會議上所說：“我們不是天真，而是務實。關起門來搞工業，只會讓歐洲變成博物館。”

這種分裂，在歐盟內部并非首次。從數字稅到碳邊境稅，從芯片法案到綠色新政，法德與北歐國家的角力從未停歇。但這一次，六國選擇提前亮劍——在法案表決前兩周公開聯名反對，實屬罕見。這說明他們判斷：若不及時阻止，歐洲可能滑向不可逆的保護主義深淵。

更值得玩味的是，六國的行動并非孤立。據路透社披露，比利時、丹麥、奧地利等國也私下表達擔憂，只是尚未公開站隊。而德國的態度則尤為微妙：一方面默克爾時代留下的“中國市場紅利”仍在發揮作用，另一方面朔爾茨政府又不得不平衡國內產業界的壓力。

但現實數據不會說謊。2025年，中歐貿易額突破8500億歐元，創歷史新高。中國連續八年成為德國最大貿易伙伴。即便在地緣政治緊張的背景下，歐洲企業對華投資仍在增長——僅2025年，巴斯夫在廣東湛江的100億歐元一體化基地全面投產，寶馬宣布追加200億元人民幣擴大沈陽工廠。

這些企業用真金白銀投票：它們不要“強制合資”，也不要“技術上貢”，只要一個公平、可預期的市場環境。而《工業加速器法案》恰恰破壞了這種預期。

當然，支持法案者也有理由。他們指出，美國通過《芯片與科學法案》大舉補貼本土制造，中國也有“中國制造2025”等產業政策。歐洲若不反擊，恐將淪為“技術附庸”。

但六國反駁：模仿美國的補貼競賽，不等于照搬其排外邏輯。歐洲的優勢從來不是體量，而是規則、開放與創新生態。若為了短期“安全”放棄這一優勢，無異于因噎廢食。

更何況，強制技術轉讓在WTO框架下本就站不住腳。即便法案通過，也可能引發中方反制，最終兩敗俱傷。而真正受損的，是那些夾在中間的歐洲中小企業——它們既無力承擔合規成本，又難以承受供應鏈斷裂之痛。

眼下，距離2月25日的表決僅剩十余天。六國的聯名信已迫使歐盟內部展開緊急磋商。有消息稱，法案或將推遲表決，或大幅刪減爭議條款。這或許是一次“懸崖勒馬”。

但更大的考驗還在后面。全球化正在經歷深刻重構，但方向不是“脫鉤”，而是“再連接”——只是連接的方式更復雜、更智能。歐洲若想在這場變局中立足，需要的不是圍墻，而是橋梁。

六國的清醒，恰如一劑良藥。它們提醒整個歐洲：真正的工業復興，不靠限制別人，而靠提升自己；不靠搶奪技術，而靠吸引合作。

正如管理學家德魯克所言：“動蕩時代最大的危險，不是動蕩本身，而是沿用過去的邏輯做事。”

歐盟此刻站在十字路口。是選擇封閉的幻覺，還是擁抱開放的現實？答案，或許就藏在那封六國聯名信的字里行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