種種跡象表明，中國要再拋美債，美元沒救了？特朗普承認犯下大錯

中國加速拋售美債，特朗普意識到情況不妙，一邊派人訪華、一邊承認犯下一個錯誤。

但美國最應該做的是檢討自身！

當地時間2月9日，特朗普在福克斯新聞節目中談到美聯儲時罕見放低姿態，公開承認首個任期內做過一個重大判斷失誤，指的是提名鮑威爾擔任美聯儲主席。

特朗普的原話重點是當時財政團隊強烈推薦，最終同意了這個人選，現在回頭看認為不該這么做。

這個表態的核心不只是個人恩怨，而是把當下美國經濟壓力的一部分責任推到貨幣政策制定者身上，提前為接下來的經濟與市場波動尋找解釋出口。

美國的宏觀壓力確實擺在賬面上，聯邦債務規模處在歷史高位，債務占GDP的比重也很高，債務越大，利率越敏感，利率上行會直接抬高政府付息成本，也會影響企業融資、居民貸款和資本市場估值。

美聯儲在通脹壓力和經濟增長之間需要做平衡，加息和縮表會壓制通脹預期，但也會推高融資成本，進而影響經濟活動與財政負擔。

美債收益率上升會帶來再融資壓力，也會讓市場對財政可持續性更挑剔，風險溢價隨之變化，這些因素疊加就會讓債券價格波動變大。

特朗普把矛頭指向鮑威爾，本質上是在爭奪對經濟敘事的主導權，未來經濟出現放緩、就業走弱、市場調整，指責美聯儲“政策太緊”是最直接的政治手段之一。

不過，美聯儲的政策空間受通脹、就業、金融穩定多重目標約束，單靠換人并不能改變美國債務結構、財政赤字和經濟周期這些更深層的問題。

與美國內部的貨幣與財政拉扯同時發生的，是外部資金對美債的配置變化，公開數據曾顯示，中國近一段時間持續下調美債持倉，同時黃金儲備出現增加趨勢。

主權儲備的調整通常基于安全性、流動性、收益性和政治風險的綜合權衡，美債長期被視為高流動性資產，但在高利率周期中，債券價格波動擴大，疊加地緣政治和制裁工具被頻繁使用，各國對資產安全性的敏感度明顯上升。

在這種環境下，部分國家提高黃金占比并不意外，黃金不依賴單一國家信用，跨周期屬性更強，也更容易在極端情況下保留價值與可處置性。

中國減持美債與增持黃金放在一起看，更像是儲備結構的再平衡，儲備多元化是金融安全的常見策略，不等同于短線交易，而外匯儲備過度集中于某一種資產或某一個結算體系，一旦遭遇外部沖擊，調整空間會被壓縮。

過去幾年，國際社會見過外匯儲備被凍結、跨境支付受限等案例，客觀上強化了各國對“資產可控、可用、可轉移”的要求，儲備再平衡在技術層面通常會采用分期、漸進的方式推進，以降低市場沖擊并保持流動性管理的穩定。

在這種背景下，美國財政部門對外溝通也更頻繁，美國財長貝森特公開透露財政部高級官員曾低調到訪北京，外界普遍解讀為溝通金融與經貿議題，穩定市場預期，降低誤判風險。

美債市場的穩定需要全球資金持續參與，若主要持有國同步降低配置比例，會對收益率和期限結構產生影響，也會提升財政融資成本，美國對外溝通的現實目的通常是減少集中拋售風險，維持市場信心，爭取讓調整過程更平緩。

同時，其他美債持有國的行為也呈現分化，部分國家可能因為貿易順差結構、外匯儲備管理目標、國內利率環境變化而增持，部分國家則會基于風險控制、資產配置或匯率策略減持。

出現“有的增、有的減”的情況并不罕見，但如果減持國家擴大到更多經濟體，市場會更關注長期趨勢，即美元資產在全球儲備中的占比是否持續下降。

儲備結構的變化往往是慢變量，但一旦形成共識，市場定價會提前反映在期限溢價和避險需求上。

在黃金價格波動的問題上，美國方面出現過把金價上漲歸因于外部“投機”或“操縱”的說法，客觀上，黃金價格由多因素驅動，包括實際利率水平、通脹預期、美元指數、地緣風險、央行購金、市場風險偏好等。

把復雜的價格形成機制簡單歸結為單一國家操縱，缺少可檢驗的證據鏈，也容易被市場理解為情緒化表態。

金價上行往往意味著市場對通脹、金融風險或地緣不確定性的定價提高，也反映部分資金在尋找與美元資產相關性更低的配置工具。

黃金對美元信用的影響，更多體現在市場心理層面，金價上漲通常與美元實際購買力預期、金融穩定預期存在關聯，但并不能直接等同于美元體系立即失效。

美元體系的韌性來自美國經濟體量、金融市場深度、制度與法治環境、以及全球支付與清算網絡的慣性。

美元體系也面臨挑戰，包括高債務與高利率并存帶來的財政壓力、制裁工具使用頻率上升引發的信任損耗、以及其他貨幣與結算工具逐步擴展帶來的替代效應。

兩條線同時存在，決定了全球貨幣格局更可能出現緩慢調整，而不是短期劇烈顛覆。

從風險管理角度看，持續降低單一資產集中度、提升儲備多元化、增加黃金等非主權信用資產占比，是很多國家在不確定時期都會采取的做法。

這類動作的目的通常是提高抗沖擊能力，減少在極端情形下被動受制的風險，同時保持對外支付能力與金融穩定空間，把這種行為定性為“投機”并不符合央行資產負債管理的常識。

特朗普對鮑威爾的公開指責，反映的是美國國內政治對貨幣政策的持續施壓，也反映高債務環境下利率政策的敏感性，外部主權資金對美債與黃金的再配置，則反映全球金融參與者對風險與安全性的重新定價。

兩者疊加的結果，是美國需要在穩定通脹、維持增長、控制財政付息成本、保持美債市場吸引力之間做更艱難的平衡。

換人可以改變溝通風格和政策偏好預期，但無法單獨解決債務結構、財政赤字與產業競爭力這些基礎問題，全球儲備結構的調整也不會因一次游說而停止，真正能影響趨勢的，仍然是政策可信度、宏觀穩定性和制度可預期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