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2海南慰安所，21名少女的10天：日軍排隊到天明，大部分沒出來

日軍于海南島設立慰安所這一事件，堪稱侵華戰爭中一起極具典型性的慘案。

1939年2月，日軍登陸海南，在占領全島之后便開始著手建立慰安所。直至1945年日軍投降之際，全島存在62至70余處此類場所。那大鎮的趙家園慰安所便是其中之一，該慰安所內囚禁著21名少女，其年齡跨度從13歲至19歲不等。這些少女大多為本地黎族或漢族人，亦有少數來自臺灣。她們或是被日軍以招工之名誘騙至此，或是直接在村莊中被擄掠而來。

日軍占領海南后，為維系部隊紀律，避免因性病傳播以及強奸事件損害自身形象，遂大規模興建慰安所。然而實際上，這些場所淪為了強迫婦女提供性服務的罪惡之地。。

海南島的慰安所分布于海口、文昌、嘉積、陵水、那大、臨高等地。各個慰安所內，人數少則寥寥數人，多則可達上百人。僅崖縣、昌江縣、八所、那大等地，就有1300多名婦女不幸受害。據統計，全島受害婦女超過一萬之眾，然而戰后敢于站出來公開自身遭遇的卻不足百人，這是因為她們所承受的恥辱感與身體創傷過于沉重。

日軍在海南設立的慰安所，不僅有固定的建筑形式，還存在移動的慰安隊。這些慰安隊每月會輪流前往偏遠的兵營提供所謂的“服務”。以那大鎮的慰安所為例，在開張后的頭10天里，便有3000多人次的日軍前來。那些可憐的少女們從早到晚不停接待，每次接待時間被限制在15分鐘。由于過度勞累、疾病侵襲以及遭受殘酷虐待，大部分少女沒能活著走出那罪惡的深淵。

秀梅出生于1923年，來自海南鄉村的一個貧困家庭，其父母以務農維持生計。1942年春季，她看到海口一則招聘女工的廣告，廣告宣稱每月薪資10元，且提供食宿，便報名應聘。她原本期望通過這份工作賺取些許錢財，為弟弟購置鞋子，未曾想卻被強行送至那大鎮慰安所。

阿燕出生于1926年，是一名黎族女孩，在山區長大，每日以采茶為生。1942年夏季，日軍巡邏隊在山上將她擄走，并直接關進慰安所。

王志鳳出生于1925年，是澄邁縣人。1942年，她在前往外婆家的途中遭日軍攔截，腿部被槍托砸傷，留下了難以磨滅的疤痕。

黃玉霞出生于1924年，新婚不久。1942年，日軍闖入其家中，以刺刀脅迫她的丈夫，將她強行帶走。

陳亞扁出生于1927年，是陵水縣的黎族姑娘，15歲時被抓至陵水據點，白天被迫從事雜役，夜晚則遭受日軍的侵犯。

黃有良出生于1927年，是陵水縣人。14歲那年，她在田間勞作時被日軍擄走，隨后被關押進藤橋慰安所。

這些少女背景相似，大多貧困家庭，父母務農或打零工。日軍巡邏隊常在鄉村轉悠，記下年輕女子位置，夜里闖門搶人。招工廣告貼滿海口街頭，許諾紡紗廠工作，實際是騙局。從香港、廣州騙來的也有300多人，送到石碌鐵礦慰安所，年齡從7歲到20多歲。

慰安所少女們被集中管理，發放破衣，關在小隔間。日軍定規則，軍官優先，士兵憑券，每張券15分鐘。看守用竹竿敲窗計時。少女們每天吃摻沙稀飯，偶爾菜葉。生病無藥，只遭打。試圖逃跑被抓回吊樹鞭打。

海南全島類似事件多，陵水縣20多名黎族少女被抓，崖縣320多名農村婦女受害。日軍在海南的慰安所總數62個以上，受害者來源廣，包括本地、臺灣、香港、廣州。戰后幸存者回憶，這些背景讓她們更難適應，很多人終身不育，一身病痛。

1945年，日軍敗退之際，妄圖銷毀罪證，焚燒相關檔案，掩埋受害者尸骨。那大鎮慰安所的瓦房被拆除，隨后建起了新樓。

幸存者王志鳳晚年居住于澄邁縣，腿部的傷疤時刻提醒著她曾遭受的傷痛。她終身未育，且疾病纏身。黃玉霞的丈夫苦苦尋覓她三年之久，僅撿到了她的發簪，卻始終不見她的蹤跡。陳亞扁戰后回到陵水，因悲痛過度哭壞了眼睛，于2006年前往日本進行控訴。黃有良成功逃脫后藏身于山中，2001年出庭作證，晚年拒絕會見日本人。

海南受害婦女超過萬人，但公開身份的不足百人。她們大多帶著病痛，在沉默中離世。那大鎮的老人仍能憶起當年慰安所內傳出的陣陣哭聲。戰后，日軍被遣返，慰安所淪為一片廢墟，雜草叢生。更多幸存者選擇隱姓埋名，在病痛發作時只能蜷縮在床上忍受折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