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和平委員會”：權力設想與國際合作的邊界

文︱陸棄

特朗普倡議成立的“和平委員會”，計劃于2月19日舉行首次會議，意圖結束加沙戰爭，并進一步將目標擴展至全球武裝沖突。這一動機看似宏大，但在國際社會的回應中，浮現出深刻的現實困境。多國領導人受邀參會，阿根廷和匈牙利表示愿意，但法國、意大利、挪威、捷克和克羅地亞等國家明確拒絕。羅馬尼亞雖收到邀請，但是否參會尚未決定。這種分化，反映的不僅是對特朗普個人政治風格的疑慮，更是國家制度與國際秩序間張力的顯性體現。

“和平委員會”的章程暗示了對聯合國的不滿，聲稱該機構應“擺脫有太多失敗觀點和機構”的束縛。這種措辭在外交場合中帶有挑戰性，它不僅質疑聯合國的合法性，更隱含了對傳統多邊機制的替代設想。法國總統馬克龍與巴西總統盧拉的回應便是直接而謹慎的表態：鞏固聯合國，回應美國邀請。這種回應體現出國際社會對單一領導主導全球事務的防備，尤其是當該領導者仍在活躍政治舞臺并尋求超國家影響力時。

意大利的態度尤為明確。外長安東尼奧·塔亞尼指出機制性問題“無法克服”，并強調憲法不允許加入一個由單一領導人主導的機構。巴西總統盧拉更尖銳地表述，美國總統似乎想成為“新聯合國的主宰”。這種制度性和政治性的抵觸，折射出多邊秩序中法理與實踐的張力：任何試圖繞開現有國際組織、由單一國家或個人主導的全球協調計劃，都必須面對成員國制度約束和主權警惕。

從現實邏輯來看，“和平委員會”試圖實現的是外交的高概念目標，但缺乏結構性保障。聯合國作為現行國際秩序核心機構，提供了多邊參與、合法性審查以及責任分攤機制，而特朗普設想的機構則試圖跳過這一框架，將決策集中于少數國家和領導人手中。這種模式的可行性在國際政治中自然受到質疑：任何忽視制度約束的權力設計，都難以獲得廣泛信任。

美國在全球事務中一向尋求領導地位，但“和平委員會”暴露出對國際規則和合作習慣的摩擦。會議目標雖然寬泛，包括結束全球沖突，但缺乏具體操作機制、監督體系和利益平衡框架。這使得即便個別國家愿意參與，也面臨法律、憲法及政策上的限制。特朗普通過設想個人主導的機制，既試圖塑造外交主動權，也暴露出對現有國際體系的挑戰態度。

從戰略角度分析，特朗普倡議這種超國家機構，具有國內政治和國際影響雙重考量。一方面，塑造“和平推動者”的形象，有助于鞏固國內選民基礎和政治品牌；另一方面，它也是對現有多邊體系影響力的嘗試性滲透。拒絕參會的歐洲國家則顯示出，他們在維護多邊規則和國家制度獨立性上具有高度一致性：任何試圖繞過聯合國或削弱制度制衡的嘗試，都難以獲得正式認可。

這種局面也揭示出國際合作的邊界問題。在全球性沖突議題上，單憑個人號召或少數國家參與，難以形成有效行動。加沙戰爭乃至全球沖突的解決，需要跨國協調、利益折衷和長期承諾，而這些正是由多邊機構和制度安排提供的保障。特朗普設想的委員會缺乏制度化約束，依靠個人意志主導決策，易陷入權力集中、責任模糊的困境。

國際社會的分化反應，體現了全球秩序中的現實主義邏輯：國家優先考慮自身利益與制度安全，而非僅依賴外部倡議的道義號召。法國、意大利、挪威等國家的拒絕不僅是對特朗普個人政治風格的警惕，也是對制度合法性和多邊合作規范的維護。在全球治理問題上，制度與規則往往比個體意愿更為穩定與可靠。

從外交哲學層面看，“和平委員會”的設想折射出單一領導人主導的全球治理夢想與現實國際體系之間的張力。聯合國等多邊組織的存在，既是制度妥協的結果，也是對主權國家間復雜利益平衡的承認。繞過這些機制而建立個人主導的機構，必然面臨合法性和效力上的質疑。特朗普倡議的光鮮標題之下，隱藏的是對制度邊界理解的挑戰，以及國際合作中權力、合法性與制度的長期博弈。

可以預見，2月19日的會議，將成為檢驗這一設想能否獲得國際社會支持的風向標。阿根廷和匈牙利的參與意味著部分國家愿意探索替代機制，但歐洲主要大國和南美部分國家的拒絕，顯示出單一領導主導型機制在現行國際秩序中仍然受到嚴重限制。會議的結果，將進一步揭示全球政治中，制度合法性與個人倡議之間的不可調和張力。

特朗普的“和平委員會”是現代國際關系中一場實驗：它試圖以個人意志影響全球沖突議題，卻必須面對制度、主權和多邊規則的現實約束。各國領導人的謹慎或拒絕參會，不僅是對美國意圖的回應，也是對國際秩序穩定性的一種維護。和平目標的宏大愿景與現實制度限制之間的矛盾，將決定這一委員會在國際政治舞臺上能走多遠。

在全球政治博弈中，單一領導的外交實驗可以引發關注和議論，但真正能夠落地、可持續的和平實踐，仍依賴于制度化、規則化的國際合作網絡。特朗普設想的委員會提醒世界，權力的個人化愿景與制度化規則之間的張力，始終是國際關系的核心邏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