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斯維加斯毒源：AI造病毒或成人類噩夢

上周，在拉斯維加斯，兩人因接觸“疑似生物材料，包括裝有未知液體的冰箱”后“病危”入院。執法部門迅速采取行動，搗毀了位于郊區住宅內的一處非法實驗室。但這絕非普通的冰毒制造窩點。據指控，該場所內充斥著數以千計的致命病原體。

聯邦調查局隨后啟動了正式調查。國會的調查結果顯示，加州的這處生物實驗室曾獲得來自國外銀行數百萬美元的資金，并在現場保存了1000多只轉基因小鼠，以及包括艾滋病毒、瘧疾、新冠病毒甚至埃博拉病毒在內的多種疾病樣本。

美國方面當下正在追問，究竟還有多少此類實驗室潛伏在暗處。而在澳大利亞，我們同樣無法給出一個確切的答案。

人工智能等新技術的涌現，正將尖端的生物技術下放到普通人手中。

曾幾何時，制造生物武器需要博士級的專業知識儲備和多年的實踐經驗。而今，人工智能或許就能教會你需要掌握的一切。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表明，一個公開可用的人工智能模型在某些基準測試中，其表現甚至超過了94%擁有博士學位的病毒學家。更專業的人工智能系統可以協助你在自家客廳里設計蛋白質或基因序列。谷歌的工程師甚至創建了一個完全由人工智能驅動的“虛擬實驗室”，用于設計和合成新的化合物。

此外，致命病毒的基因序列在互聯網上唾手可得。“下一代毒株”和“病原體網絡”等開源數據庫為研究人員提供了分享成果的平臺，旨在加速新疫苗或抗生素的研發。

這些資源同樣可能被惡意行為者利用，他們可以借此“選購”病原體，然后付費給合成生物學公司，要求其按單定制DNA序列。

一些學者擔憂，這種局面意味著“沒有任何致病生物能夠被永久根除”。例如在2020年，瑞士科學家僅憑幾周前從海外通過電子郵件發送的DNA序列，就在瑞士尚未報告任何人類感染病例之前，成功在實驗室中重現了導致新冠大流行的病毒樣本。

對于潛在的恐怖分子而言，后院生物實驗室可能是一個“低風險、高回報”的選項。

隨著澳大利亞政治動機暴力威脅的增加，主權公民、極右翼團體或其他類型的極端分子嘗試利用生物手段發動襲擊的可能性也在上升。如果邦迪襲擊案或珀斯入侵日襲擊事件的肇事者使用的是病毒而非槍支炸彈，后果將不堪設想，死亡人數恐將成倍增加。

正如我在2024年所指出的，澳大利亞在監管后院實驗室制造病原體方面存在關鍵漏洞：

首先，我們的法律僅在物理世界中生效，并未覆蓋虛擬世界，且難以適應新興技術的發展。

澳大利亞的“安全敏感制劑”計劃是按名稱來管控特定病原體的。這意味著任何新發明的疾病都不在管控之列。一位觀察家曾形象地比喻，這就像是“有人拿了一枚手榴彈，把它涂成不同的顏色，然后大搖大擺地通過機場安檢而暢行無阻”。

第三，我們的監管體系分散在十個不同的政府部門、大學和資助機構之間。在如此復雜的架構下，難免會有疏漏之處。

另一個重大問題是缺乏透明度，即便是澳大利亞授權的實驗室也往往在保密的陰影下運作。目前并沒有一份公開可查的名單來告知公眾究竟是誰獲準處理這些疾病。

盡管已有人嘗試繪制此類實驗室的地圖，但去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估計，澳大利亞從事高危疾病研究的實驗室數量約在15到40個之間。

更為糟糕的是，盡管實驗室監管和安全準則不斷加強，失誤仍難以避免。實驗室泄漏病毒、工作人員感染以及記錄保存不善的情況時有發生，近期一項研究顯示，“全球范圍內關于事故的記錄和報告普遍不佳”。

另一個潛在風險在于，收入微薄的研究人員和學生可能會為了利益在黑市上出售相關知識。

澳大利亞需要重新審視其監管生命科學和醫學研究技術的方法。目前，人們甚至無需許可證即可在線購買合成DNA，這引入了巨大的風險。

用于醫學和生命科學研究的人工智能工具開發者也需要內置防護機制，以防止技術被濫用。同時，我們需要確保從事病原體研究的研究人員和學生是值得信賴的。

此外，澳大利亞還可以在推動建立統一的全球危險疾病獲取監管框架方面發揮領導作用。

新成立的澳大利亞疾病控制中心同樣肩負重任。它可以向醫學界和公眾普及關于后院生物實驗室及其對公共衛生威脅的知識。

該中心還可以協調涉及疾病監管的各個政府機構。此外，它應推動建立更全面的實驗室事故和事件公開報告制度，并推動將“安全敏感”制劑計劃進行調整，以適應現代研究的需求。

公眾也扮演著重要角色：無論其用途如何，一旦發現可疑的非法實驗室，應立即報告。正是來自公眾的一則匿名舉報，才促成了上周針對拉斯維加斯非法實驗室的突擊搜查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