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希洙提“進口新娘”解決人口問題，孫玉良：女性不是人口零部件

文｜孫玉良

韓國最近上演了一出荒誕現實劇：人口問題壓得人喘不過氣，有人打起“進口老婆”的主意。聽起來像段子，但偏偏有人當成政策靈藥。韓國全羅南道珍島郡郡守金希洙，在一場討論人口危機的會議上，公開建議從越南、斯里蘭卡“進口年輕女性”，解決農村男性婚姻與生育問題。話音剛落，輿論爆炸，外交抗議隨之而來，最終結果簡單粗暴，他被執政黨火速開除黨籍，政治前途瞬間歸零。

事情的來龍去脈其實并不復雜。韓國長期深陷全球最低生育率泥潭，政府砸錢、補貼、托育政策齊上陣，總和生育率卻長期遠低于人口更替線。在這種人口焦慮下，一些地方政治人物急功近利，試圖找“捷徑”。金希洙的言論，就是這種焦慮催生的極端思路。他提出“進口”外國女性與韓國的農村“老光棍”結婚，以此對沖人口減少。但問題是，他用“進口”這個詞，直接把女性變成了人口零部件。這不僅刺痛女性群體，更引發外交層面的反彈，越南駐首爾大使館公開抗議，韓國政府被迫道歉。最終，執政黨共同民主黨認定其言論存在嚴重問題，直接把金希洙開除黨籍，連黨內緩沖都不給。

沖突的核心既有語言不妥當因素，更在于邏輯本身的荒唐。把人口問題簡化為“缺女人”，本質上就是把社會結構問題掩蓋成性別與數量問題。韓國農村男性婚姻困難，并非單純性別比例失衡，而是城鄉差距、就業結構、社會觀念、經濟壓力共同疊加的結果。跨國婚姻在韓國并非新鮮事。數據顯示，2024年韓國約14.6萬婚姻簽證持有者中，越南女性占四分之一左右。但與此同時，移民女性遭遇家庭暴力與社會適應問題的咨詢數量逐年攀升。這說明所謂“跨國婚姻解決人口危機”，本身就隱藏著巨大的社會成本。把復雜問題簡化為“人口配對”，只會制造新的社會裂縫。

更深層的沖突，其實是價值觀與現實政治的碰撞。韓國社會近年來極度強調性別平等與人權議題。在這種背景下，把女性視作“生育工具”的表述幾乎等同政治自殺。韓國多個女性與移民組織直接批評該言論是性別歧視與種族歧視的疊加。地方政府甚至公開表示，“進口”一詞損害人格尊嚴，無法被合理化。可以說，金希洙并不是單純說錯話，而是踩中了韓國社會最敏感的神經。

再往大處看，這場風波其實揭示了一個冷酷現實：人口問題沒有廉價解決方案。任何試圖通過“外部輸血”快速補充人口的模式，都注定伴隨文化沖突、社會融合難題和倫理爭議。歐洲部分國家早已證明，大規模依賴外來人口，并不能自動轉化為穩定人口結構，反而可能帶來社會撕裂。韓國的情況更特殊，其社會文化同質性強，移民融入本就困難。如果把婚姻當成政策工具，只會把私人生活推向政治實驗場。

對中國而言，這個案例更值得警惕。中國同樣面臨人口結構變化壓力，但中國社會體量、區域差異、經濟結構遠比韓國復雜。如果把人口問題簡單歸結為性別比例或婚姻匹配，很容易誤入政策誤區。真正決定生育意愿的，是住房成本、教育壓力、就業穩定性、社會保障和家庭支持體系。這些才是影響年輕人是否愿意組建家庭的根本變量。換句話說，人口問題從來不是數量問題，而是生活質量問題。

另一個關鍵變量是社會信心。當年輕人對未來預期穩定，婚姻與生育自然回暖；當社會競爭極度內卷，再多政策補貼也難以改變行為選擇。韓國過去多年瘋狂補貼生育，卻收效甚微，恰恰證明金錢刺激無法替代結構改革。人口政策本質上是國家治理能力的綜合體現，而不是行政命令可以直接推動的指標工程。

金希洙的政治翻車，其實給所有國家敲了一記悶棍。人口焦慮可以理解，但焦慮不等于可以突破社會倫理底線。把人當資源調配，短期看似高效，長期必然反噬。更重要的是，現代社會的婚姻與生育，本質上是個體選擇，而不是國家配置。任何試圖用行政思維改造私人生活的政策，都極容易滑向社會對立。

人口問題從來不是靠“進口”就能解決的。它考驗的是國家如何讓年輕人敢結婚、愿生育、養得起孩子。真正有效的人口政策，往往看起來最笨——改善公共服務、降低生活壓力、增強社會保障。這些沒有噱頭，卻決定國家未來。人口危機沒有捷徑，社會治理沒有外掛。有人試圖用簡單粗暴的辦法解決復雜問題，結局往往比問題本身更尷尬。人口政策如果脫離尊重個體與社會結構，終究只會淪為政治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