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勞動新規落地：外賣騎手算法透明化，能解決“算法壓迫”嗎？

凌晨兩點的街頭，寒風卷著落葉掠過空蕩的馬路，一名外賣騎手停在紅綠燈路口，手指飛快滑動手機屏幕，眼神里滿是焦灼。屏幕上，系統剛派來的三單外賣，預計送達時間被死死卡在40分鐘內，而三個目的地散落著城市的三個角落，中間還隔著兩條正在施工的路段。他不敢耽擱，綠燈剛亮就擰滿車把加速，頭盔下的額頭滲出汗珠——超時扣款的警示像一根無形的鞭子，抽著他在夜色里不停奔波。

這樣的場景，多年來在無數城市的街頭重復上演。外賣騎手，這個支撐起城市煙火氣的群體，始終被一套看不見、摸不著的算法牢牢束縛。他們不知道系統為何突然密集派單，不知道配送費的計價標準藏著多少貓膩，不知道一次差評背后的扣款依據是什么，更不知道自己每天高強度奔波十幾個小時，收入為何忽高忽低、毫無規律。這套被稱為“算法黑箱”的系統，以極致效率為唯一目標，將騎手的時間、體力甚至安全，都換算成可量化的數字指標，一步步壓縮著他們的生存空間，這就是被廣泛討論的“算法壓迫”。

2026年，一系列勞動新規陸續落地，最受關注的莫過于外賣騎手算法透明化要求。從全國層面的算法規制框架，到廈門、上海等地方的專項立法與實踐，都明確要求外賣平臺打開算法黑箱，公開派單、計價、考核、獎懲等核心規則，讓曾經神秘莫測的算法，暴露在陽光之下。一時間，無數騎手盼著新規能徹底改變自己“被系統算計”的命運，公眾也期待著透明化能終結困擾行業多年的算法壓迫。

但真相或許并沒有這么簡單。作為長期關注新就業形態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從業者，我始終認為，算法透明化是破解算法壓迫的重要一步，卻絕非終點。它能打破算法的信息壁壘，讓騎手從“被動服從”走向“知情參與”，卻無法徹底解決平臺逐利本質與勞動者權益保障之間的深層矛盾。2026年新規落地后，算法透明化到底能改變什么？又有哪些問題難以觸及？真正終結算法壓迫，我們還需要跨越哪些鴻溝？這篇文章，將結合新規細節與行業現實，層層拆解背后的邏輯，帶你看清算法透明化的真實價值與局限。

要讀懂算法透明化的意義，首先要明白，過去的算法黑箱，到底給騎手帶來了多少無形的傷害。在新規落地前，外賣平臺的算法始終被當作核心商業秘密，騎手只能被動接受系統的所有指令，卻無法知曉指令背后的邏輯。這種信息不對稱，正是算法壓迫的核心根源。

有騎手曾分享過自己的經歷：同樣的配送距離，同樣的時段，有時候配送費是8元，有時候卻只有5元，他反復核對，始終找不到差價的原因；有騎手因為系統誤判超時，被扣除當單一半的配送費，申訴時得到的只有“系統判定，無法更改”的冰冷回復；還有騎手連續跑單12小時，想休息半小時，系統卻不停推送訂單，一旦拒絕，就會被降低派單優先級，后續一整天都可能接不到優質訂單。更讓人無奈的是，有些平臺會悄悄收緊時效標準，原本40分鐘的配送時長，不知不覺被壓縮到35分鐘，騎手為了不超時，只能被迫超速、逆行、闖紅燈，一步步將自己推向安全風險的邊緣。

這些看似個例的遭遇，其實是無數外賣騎手的日常。算法黑箱就像一個無形的“獨裁者”，平臺單方面制定規則，單方面修改規則，單方面執行懲罰，而騎手作為規則的承受者，卻沒有任何知情權、參與權和監督權。這種不對等的關系，讓騎手始終處于“被算計、被支配、被壓榨”的弱勢地位，即便拼盡全力，也難以擺脫“越跑越累、越跑越慌”的困境。

2026年落地的算法透明化新規，正是要打破這種失衡的局面。與以往籠統的要求不同，此次新規的核心的是“全流程透明”，從派單調度到薪酬計價，從考核獎懲到規則修訂，每一個與騎手切身利益相關的環節，都被要求公開、透明、可追溯。結合廈門、上海等地的實踐來看，新規要求的透明化，絕非簡單的“公示規則”，而是一套完整的體系，每一個細節都直指騎手的核心痛點。

在派單與調度方面，新規要求平臺公開訂單分配的核心邏輯，包括距離、時段、天氣、路況、訂單難度系數、騎手順路度等各項指標的權重。這意味著，騎手再也不用困惑“為什么系統會給我派這單”“為什么別人能接到順路單，我卻要繞遠路”。比如，過去系統派單往往只優先考慮“效率”，哪怕騎手已經連續跑單數小時，只要距離合適，就會繼續派單，而透明化后，騎手可以清晰看到，系統在派單時是否將“騎手疲勞程度”納入考量，是否平衡了時效與安全。騎手可根據公開的規則，預判系統的派單邏輯，自主規劃配送路線，甚至可以拒絕那些明顯不合理的訂單，不再被系統牽著鼻子走。

上海的實踐更具代表性，當地平臺與騎手代表簽署的專項協議中，明確約定優化路徑規劃算法，剔除逆行、危險路段等違規樣本，引入實時紅綠燈數據，避免騎手為趕時間違規行駛。有騎手反饋，新規落地后，系統推薦的路線更貼合實際路況，再也不會出現“直線最短但實際難行”的情況，跑單時的安全感明顯提升。

在薪酬與計價方面，新規要求平臺在騎手APP和官方渠道，清晰公示配送費的完整構成，包括基礎單價、距離費、時段補貼、惡劣天氣補貼、超重補貼、爬樓補貼等所有加價項，同時明確各項費用的計算標準。這徹底打破了過去“計價模糊”的亂象，騎手每接一單，都能提前算出自己能拿到多少配送費，再也不會出現“干得多、拿得少”的糊涂賬。

以上海為例，當地協議明確約定，眾包騎手在正常提供勞動的情況下，小時勞動報酬綜合計算不低于25元，對于超重、體積大、爬樓等高難度訂單，會增加計價權重。同時，平臺還優化了“惡劣天氣自動觸發補貼”功能，只要遇到暴雨、暴雪、高溫等極端天氣，補貼會自動到賬，無需騎手單獨申請。這種透明化的計價方式，讓騎手的收入變得可預期、可核算，很多騎手表示，“現在跑單心里有底了，知道自己多跑一單能多賺多少，不用再像以前那樣瞎忙活”。

在考核與獎懲方面，新規禁止平臺“以罰代管”，要求公開超時、差評、取消單等各項指標的扣分、扣款標準，明確處罰的觸發條件和復核流程。過去，很多平臺的處罰規則模糊不清，比如“差評扣罰5-20元”，但具體扣多少、為什么扣，騎手始終無法知曉；有些平臺甚至會因為顧客的惡意差評，就扣除騎手當單全部配送費，申訴無門。而透明化后，每一次扣罰、每一次降權，都必須有明確的規則依據和數據支撐，騎手可以對照公開的規則，逐一復核自己的處罰記錄。

更重要的是，新規要求平臺建立便捷的申訴通道，對于算法誤判、數據錯誤導致的誤罰，必須在規定時限內糾正，并退還被扣款項。比如，有騎手因為商家出餐慢導致超時，過去會被直接扣罰，而現在，平臺會公開“商家出餐時長”的數據，騎手只要提供相關證據，就能順利申訴，避免“冤罰”。這種變化，讓騎手的申訴從“無門可走”變成“有據可依”，有效減少了騎手的收入損失。

除此之外，新規還要求算法的制定與修訂必須透明。平臺不能再單方面修改規則，任何涉及騎手利益的規則調整，都必須提前公示，征求工會或騎手代表的意見，同時向監管部門備案。比如，平臺如果想調整配送時效、修改補貼標準，必須提前一段時間公示調整方案，聽取騎手的反饋，合理的建議要被采納，不合理的調整不能強行推行。這種要求，徹底壓縮了平臺“暗改規則”的空間，讓算法規則變得更加穩定，騎手的收入預期也更加平穩。

在監管與審計方面，新規明確要求平臺將算法規則向監管部門備案，接受第三方機構的審計，禁止平臺以“商業秘密”為由，拒絕解釋算法邏輯或逃避監督。這意味著，算法不再是平臺單方面的“私產”，而是需要接受社會監督、監管核查的“公共規則”。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審計，精準核查平臺的算法是否存在不合理之處，是否存在“極致效率優先、忽視安全與休息”的情況，一旦發現問題，就能及時責令平臺整改。

說到底，2026年新規要求的算法透明化，本質上是把算法從“暗箱獨裁”變成“陽光下的公共規則”。它沒有改變算法作為調度工具的本質，卻改變了算法的運行邏輯——從“平臺單方面支配”變成“平臺、騎手、監管三方共治”，從“效率至上”變成“效率與安全、公平兼顧”。這種變化，對于破解算法壓迫而言，無疑具有里程碑式的意義。

算法透明化的落地，最直接的影響就是打掉了算法壓迫的信息不對稱根基，那些困擾騎手多年的痛點，很多都能得到實質性的緩解。對于騎手而言，這種改變是具體的、可感知的，每一個細節都能讓他們的跑單生活變得更輕松、更有尊嚴。

最明顯的變化，是騎手終于擺脫了“被算計”的信息差，重新獲得了對工作的掌控權。過去，騎手接訂單全憑系統推送，不知道訂單的具體情況，不知道配送過程中可能遇到的問題，只能被動接受所有安排，很多時候都是“忙了一天，卻沒賺到錢”。而透明化后，騎手可根據公開的派單邏輯，預判自己可能接到的訂單，自主選擇接單與否；可根據計價規則，核算每單的收入，優先選擇優質訂單；可根據路況信息，自主規劃配送路線，避免繞遠路、走險路。

有騎手表示，新規落地后，他每天都會先查看平臺公示的派單權重，避開訂單密集、路況復雜的區域，選擇順路、高效的訂單，雖然每天接單數少了一兩單，但收入反而提高了，而且不用再像以前那樣慌慌張張。這種“可預判、可選擇、可掌控”的工作狀態，讓騎手從“被系統支配”變成“主動規劃工作”，內心的焦慮感大幅減輕，也終于能在跑單之余，有時間喝口水、歇一歇。

其次，算法透明化有效遏制了“最嚴算法”與疲勞用工的亂象，讓騎手的安全得到了更多保障。過去，平臺算法的唯一目標就是“極致效率”，為了追求更高的訂單完成率和更低的運營成本，系統會不斷壓縮配送時長，密集推送訂單，甚至允許騎手連續高強度作業。很多騎手為了不超時、不被處罰，只能放棄休息，連吃飯、喝水、上廁所的時間都要擠出來，長期處于疲勞用工的狀態，這也是外賣騎手交通事故頻發的重要原因。

此次新規明確要求，算法透明化必須配套“算法取中”原則，禁止平臺以“極致效率”為唯一目標，要求平衡配送時效與騎手安全、休息權益。透明化讓“不合理的配送時長、密集的派單、連續高強度作業”無處藏身——如果平臺仍然將時效權重設為最高，忽視騎手的休息與安全，監管部門可以通過審計發現問題，騎手也可以通過公開規則維權。倒逼之下，平臺不得不調整算法邏輯，將騎手的安全、休息等指標納入核心權重。

比如，上海的平臺已經優化了“強制下線”功能，騎手每日配送時間不超過11小時，連續配送4小時，系統就會自動提示休息，且休息時間不少于20分鐘，期間不再推送任何訂單；廈門的新規則明確要求，平臺不得在極端天氣下強派訂單，必須自動放寬配送時效、提高補貼標準。這些變化，從源頭減少了騎手的疲勞用工，也讓騎手能夠更加注重配送安全，減少超速、逆行等違規行為，讓跑單變得更安全、更可持續。

再者，算法透明化讓騎手的申訴與糾錯有了明確依據，有效減少了“冤罰”與收入損失。過去，騎手面對平臺的處罰，往往處于“投訴無門、申訴無效”的困境，系統的判定就是“最終結果”，哪怕是算法誤判、數據錯誤導致的處罰，騎手也無法改變。有騎手曾因為手機信號不好，導致系統誤判“未按時取餐”，被扣除當單配送費，反復申訴多次，都沒有得到解決，最后只能不了了之。

新規落地后，這種局面得到了徹底改變。每一次扣罰、降權，都有明確的規則和數據支撐，騎手可以對照平臺公示的規則，逐一核對處罰細節，查看自己是否真的違反了相關規定，是否存在算法誤判的情況。如果發現處罰不合理，騎手可以通過平臺建立的便捷申訴通道提交證據，平臺必須在規定時限內進行復核，對于誤判、錯判的處罰，要及時糾正，退還被扣款項，同時調整算法，避免類似問題再次發生。

有騎手分享，自己曾因為系統誤判超時，被扣除10元配送費，他按照新規要求，提交了自己的配送軌跡、路況照片等證據，不到24小時，平臺就完成了復核，確認是算法誤判，不僅退還了扣款，還向他道歉，并調整了時效計算方式。這種“有處說理、有錯能改”的機制，讓騎手的合法權益得到了更好的保護，也讓騎手感受到了被尊重，而不是被“冰冷的系統”隨意支配。

除此之外，算法透明化還壓縮了平臺“暗改規則”的空間，讓騎手的收入預期變得更加穩定。過去，很多平臺會根據自身的運營情況，悄悄修改算法規則——比如，在訂單量少的時候，提高配送費單價，吸引騎手接單；在訂單量多的時候，悄悄壓低單價、收緊時效、提高扣罰標準，降低運營成本。這種“朝令夕改”的規則，讓騎手的收入忽高忽低，難以形成穩定的預期，很多騎手只能“被動適應”，卻無力改變。

而新規要求，算法規則的調整必須公示、征求意見、備案，平臺不能再單方面、秘密地修改規則。比如，平臺如果想壓低配送費單價，必須提前公示調整方案，說明調整的原因，征求騎手代表的意見，如果多數騎手反對，就不能強行調整；如果平臺想收緊時效標準，必須向監管部門備案，接受監管核查，確保調整后的標準合理、可行。這種要求，讓算法規則的穩定性大幅提升，騎手不用再擔心“今天的規則，明天就變了”，收入預期也變得更加穩定，跑單的積極性也得到了提升。

對于監管部門和騎手維權而言，算法透明化也提供了重要的抓手。過去，監管部門想要核查平臺是否存在算法壓迫，往往因為“算法黑箱”而無從下手，只能依靠騎手的投訴舉報，難以形成精準監管；騎手想要維權，也因為沒有明確的規則依據，舉證困難，很多維權案件只能不了了之。而透明化后，算法規則可審計、可監督、可追溯，監管部門可以精準核查平臺的算法是否合規，是否存在不合理的派單、計價、扣罰等情況，及時發現并整改問題；騎手在維權時，也可以憑借平臺公示的規則作為依據，減少舉證難度，提高維權成功率。

比如，廈門的新規實施后，當地監管部門通過算法審計，發現有平臺存在“惡意壓低爬樓補貼”的情況，及時責令平臺整改，補發了騎手的補貼；有騎手因為平臺未按公示標準支付惡劣天氣補貼，憑借平臺公示的規則，成功維權，獲得了相應的賠償。這些案例，都充分說明，算法透明化不僅能讓騎手受益，也能讓監管更精準、維權更便捷，推動整個行業朝著更規范、更公平的方向發展。

不可否認，算法透明化是破解算法壓迫的關鍵一步，它解決了騎手“看不見、摸不著、說不清”的核心痛點，讓騎手的權益得到了實實在在的保障。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算法透明化只是“看見問題”，卻并不直接等于“解決問題”。它能打破算法黑箱，卻無法解決行業深層的矛盾；它能規范平臺的行為，卻無法徹底改變平臺的商業邏輯。單靠算法透明化，還不足以徹底終結算法壓迫，那些隱藏在算法背后的深層問題，仍需要配套制度的支撐，仍需要我們持續發力去解決。

最核心的問題，是平臺逐利本質與“算法取中”原則之間的根本矛盾。算法透明化并沒有改變平臺“效率優先、成本優先”的商業邏輯，平臺作為盈利性企業，追求利潤最大化是其核心目標，而騎手的權益保障，往往會增加平臺的運營成本，與平臺的逐利目標形成沖突。即便算法規則完全公開，平臺仍可能在合規范圍內，設計出“高壓力、低容錯”的算法，最大限度地降低運營成本、提高效率。

比如，新規要求“算法取中”，平衡時效與安全，但平臺可能會將時效權重設為最高，同時將安全權重設為最低合規標準，看似符合新規要求，實則仍然在壓榨騎手的時間；新規要求公開計價規則，平臺可能會在基礎單價上做文章，壓低基礎單價，同時提高各項補貼的觸發條件，看似計價透明，實則整體配送費并沒有提高，甚至可能降低；新規禁止“以罰代管”，平臺可能會將扣罰標準設為合規范圍內的最高值，同時收緊處罰的觸發條件，讓騎手稍有不慎就會被處罰，以此來倒逼騎手提高效率。

這種“合規范圍內的壓迫”，是算法透明化無法解決的。因為算法透明化只要求“規則公開”，卻沒有要求“規則合理”；只要求平臺“不違規”，卻沒有要求平臺“有溫度”。只要平臺的逐利本質沒有改變，只要保障騎手權益與平臺逐利之間的矛盾沒有解決，算法壓迫就很難徹底消失，最多只是從“隱性壓迫”變成“顯性壓迫”，從“無規則壓迫”變成“合規性壓迫”。

其次，勞動關系認定的困境，是比算法壓迫更核心的深層問題，而這一問題，算法透明化完全無法觸及。目前，我國絕大多數外賣騎手都被平臺歸類為“眾包騎手”“個體工商戶”或“外包人員”，不被認定為平臺的正式員工，無法建立勞動關系。這意味著，這些騎手無法享受《勞動法》規定的各項權益，沒有加班費，沒有社會保險，沒有帶薪休假，沒有經濟補償，一旦發生交通事故、工傷事故，只能自己承擔后果，平臺往往會以“不存在勞動關系”為由，拒絕承擔相應的責任。

這一問題，與算法是否透明沒有任何關系。即便算法規則完全公開，即便平臺嚴格按照規則執行，只要騎手不被認定為勞動關系，就始終處于“零保障、高風險”的狀態。比如，騎手連續跑單12小時，按照《勞動法》規定，超出8小時的部分應該支付加班費，但由于沒有勞動關系，騎手無法主張加班費；騎手在配送過程中發生交通事故，屬于工傷，但由于沒有勞動關系，無法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只能自己承擔醫療費用和誤工損失；騎手被平臺不合理處罰，收入受到損失，由于沒有勞動關系，維權時也會面臨更多的困難。

更讓人無奈的是，平臺為了規避勞動關系帶來的成本和責任，往往會通過各種方式“去勞動關系化”，比如，要求騎手注冊為個體工商戶，與平臺簽訂“合作協議”而非“勞動合同”；將配送業務外包給第三方公司，由第三方公司管理騎手，平臺則置身事外。這種“去勞動關系化”的操作，讓騎手的權益保障失去了最基礎的法律支撐，即便算法透明化，也無法改變騎手“無保障、高風險”的困境。

有騎手曾表示，“算法透明化確實讓我們少受了一些委屈，但最讓我們擔心的，還是沒有社保，一旦出事，就一無所有。比起超時扣罰，我們更希望能有一份穩定的保障，能被當作正式員工對待”。這句話，道出了無數外賣騎手的心聲。算法壓迫是“顯性的痛苦”，而勞動關系認定的困境，則是“隱性的絕望”，它比算法壓迫更難解決，也更需要被重視。

第三個無法解決的問題，是市場競爭下的“囚徒困境”。目前，外賣行業的競爭依然激烈，各大平臺之間，往往會通過“壓低配送費、收緊時效、提高效率”等方式，搶占市場份額、降低運營成本。算法透明化雖然能規范單個平臺的行為，卻無法改變整個行業的競爭格局，也無法遏制行業的惡性競爭。

比如，有平臺為了吸引更多用戶，降低配送費，同時收緊配送時效，提高訂單完成率；其他平臺為了不被淘汰，只能被迫跟進，同樣壓低配送費、收緊時效。即便所有平臺都嚴格執行算法透明化新規，在惡性競爭的壓力下，平臺依然會選擇“犧牲騎手權益，換取市場競爭力”。因為如果某一個平臺放松算法要求，提高配送費、放寬時效，就會增加運營成本，失去價格優勢和效率優勢，被其他平臺淘汰；而如果所有平臺都選擇“壓榨騎手”，就能維持行業的競爭平衡，這就是典型的“囚徒困境”。

這種困境，不是算法透明化就能解決的。它需要的是整個行業的自律，需要監管部門建立統一的行業底線和監管紅線，遏制惡性競爭，引導平臺朝著“兼顧效率與權益”的方向發展。如果沒有統一的行業規范，沒有強有力的監管約束，即便算法透明化，平臺依然會在競爭壓力下，不斷壓縮騎手的權益空間，算法壓迫也依然會存在。

除此之外，算法的技術復雜性，可能會導致“偽透明”的出現，這也是算法透明化無法解決的問題。算法是一套復雜的數學模型和計算機程序，涉及大量的數據分析、權重計算和邏輯判斷，即便是平臺公示了規則，普通騎手也很難真正理解其中的核心邏輯。平臺可能會利用這種技術壁壘，“公開皮毛、隱藏核心”，比如，公示派單的各項指標，卻不公開各項指標的具體權重；公示計價規則，卻不公開補貼的計算細節；公示考核標準，卻不公開處罰的具體判定邏輯。

這種“偽透明”，看似符合新規要求，實則依然沒有打破算法黑箱，騎手依然無法真正了解算法的核心邏輯，依然無法有效監督平臺的行為。比如，平臺公示了派單會考慮“騎手順路度”，但卻不公開順路度的計算方式，騎手依然無法知道自己為什么接不到順路單；平臺公示了超時扣罰標準，但卻不公開超時的判定邏輯，騎手依然無法知道自己為什么會被判定超時。

更有甚者，平臺可能會用專業的技術術語，包裝簡單的規則，制造“看不懂的透明”，讓騎手即便看到了公示的規則，也無法理解其中的含義，更無法據此維護自己的權益。這種“偽透明”，不僅無法解決算法壓迫，還可能讓騎手陷入“更無奈的困境”——明明規則公開了，卻依然看不懂、說不清、道不明，申訴維權時依然沒有明確的依據。

還有一個現實問題，是極端天氣、突發路況等動態變量，算法透明化無法解決這些外部因素帶來的困境。算法透明化能固定規則，卻無法消除現實中的不確定性，比如，暴雨、暴雪、高溫等極端天氣，會影響配送速度；堵車、道路施工、電梯停運等突發情況，會導致騎手無法按時送達；商家出餐慢、顧客聯系不上等問題，也會影響配送時效。

即便算法規則合理、透明，騎手也可能因為這些外部因素，出現超時、差評等情況，進而被平臺處罰。比如，有騎手在暴雨天氣配送，路面濕滑，視線受阻，原本30分鐘的配送時長，最終用了40分鐘，被平臺扣除了配送費；有騎手因為小區電梯停運，爬了20層樓送餐，導致后續訂單超時，被平臺降低了派單優先級。這些情況，都不是算法透明化就能解決的，它需要平臺建立完善的免責機制、彈性時效機制和補貼機制，應對各種突發情況，保障騎手的合法權益。

比如，在極端天氣下，平臺應該自動放寬配送時效，提高補貼標準，禁止強派訂單；在出現堵車、道路施工等突發情況時，平臺應該允許騎手申請延長配送時長，避免因為外部因素被處罰；在商家出餐慢、顧客聯系不上時，平臺應該明確責任劃分，避免騎手承擔無過錯責任。但目前，這些配套機制還不夠完善，很多平臺依然沒有建立有效的免責機制，騎手依然會因為外部因素，承受不必要的損失。

從這些問題中，我們可以清晰地看到，算法透明化是破解算法壓迫的“必要條件”，但絕非“充分條件”。它能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卻無法解決平臺逐利與權益保障的矛盾；它能規范平臺的行為，卻無法解決勞動關系認定的困境；它能讓規則公開，卻無法解決行業惡性競爭和技術復雜性帶來的問題。要真正終結算法壓迫，讓外賣騎手擺脫“系統囚籠”，實現體面勞動、尊嚴生活，就必須構建“透明化+N”的組合拳，讓算法透明化與各項配套制度協同發力，形成閉環治理。

首先，必須強化“算法取中”原則的落地，劃定算法的安全底線。算法透明化的核心目標，是平衡平臺效率與騎手權益，而“算法取中”就是實現這一目標的關鍵。監管部門應該進一步細化“算法取中”的具體要求，明確配送時長的兜底閾值，禁止平臺將“極致效率”作為唯一目標，要求平臺將騎手的安全、休息、健康等指標，納入算法的核心權重，且權重不得低于一定標準。

比如，明確規定，配送時長必須包含合理的休息時間和應對突發情況的時間，不得隨意壓縮；明確規定，騎手每日最長工作時長不得超過12小時，連續工作4小時必須強制休息20分鐘，系統自動鎖單，禁止平臺強制派單；明確規定，極端天氣、突發路況下，必須自動放寬時效、提高補貼，禁止強派訂單。同時，監管部門應該加強對算法的動態監測和審計，一旦發現平臺存在“不合理算法”，及時責令整改，情節嚴重的，依法給予處罰，確保“算法取中”原則真正落地，而不是停留在紙面上。

其次，必須破解勞動關系認定的困境，筑牢騎手權益的法律根基。勞動關系認定，是外賣騎手權益保障的核心前提，只有明確騎手與平臺的勞動關系，騎手才能享受《勞動法》規定的各項權益，才能真正擺脫“零保障、高風險”的困境。監管部門應該完善勞動關系認定標準，打破“外包、眾包、個體工商戶”等形式的壁壘，以“實際管理從屬關系”為核心，認定騎手與平臺的勞動關系。

比如，只要平臺對騎手進行派單調度、考核獎懲、著裝裝備統一管理，只要騎手的工作內容是平臺業務的核心組成部分，就應該認定雙方存在勞動關系，平臺必須與騎手簽訂勞動合同，為騎手繳納社會保險，支付加班費、帶薪休假等各項待遇。同時，應該加大對平臺“去勞動關系化”操作的查處力度，禁止平臺通過外包、要求騎手注冊個體工商戶等方式，規避勞動關系責任，對違規平臺依法給予處罰，倒逼平臺履行用工主體責任。

廈門、上海等地的實踐已經提供了很好的借鑒，當地通過立法明確，網約配送員與平臺之間，只要存在實際管理從屬關系，就應當認定為勞動關系，平臺必須依法履行用工主體責任。這種做法，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讓更多騎手能夠享受合法的權益保障，不再“無依無靠”。

第三，必須規范行業競爭秩序，打破“囚徒困境”。監管部門應該建立統一的外賣行業底線標準，明確配送費最低標準、扣罰最高標準、休息保障最低要求等，禁止平臺通過壓低配送費、收緊時效、提高扣罰等方式，進行惡性競爭。同時，應該加強對平臺競爭行為的監管，嚴厲查處不正當競爭行為，比如，低價傾銷、惡意打壓競爭對手、誘導騎手排他性接單等，引導平臺朝著“良性競爭、協同發展”的方向發展。

此外，還應該鼓勵行業組織加強自律，建立健全行業標準和自律管理制度，督促平臺履行社會責任，兼顧效率與騎手權益。比如，推動行業協會制定外賣騎手權益保障行業準則，明確算法優化、薪酬支付、休息保障、安全防護等各項要求，引導平臺主動落實新規，優化算法，保障騎手權益。同時，鼓勵平臺之間開展良性競爭，比拼服務質量、騎手保障，而不是比拼效率、成本，推動整個行業高質量發展。

第四，必須防范“偽透明”，確保算法透明化落到實處。監管部門應該進一步細化算法透明化的具體要求，明確平臺公示的內容、方式、時限，要求平臺用通俗易懂的語言，公示算法的核心邏輯、各項指標的權重、計價標準、扣罰依據等，禁止平臺用專業術語包裝規則、隱藏核心信息。同時，應該建立第三方算法審計機制，定期對平臺的算法進行審計，核查平臺公示的規則與實際執行情況是否一致，是否存在“公開一套、執行一套”“公開皮毛、隱藏核心”的情況。

此外，還應該建立算法反饋機制，鼓勵騎手、公眾對平臺的算法透明化情況進行監督，一旦發現“偽透明”“不透明”的情況，及時舉報，監管部門依法查處。同時，加強對騎手的引導和幫助，通過開展培訓、發放宣傳手冊等方式，幫助騎手理解算法規則，掌握維權方法，讓騎手能夠真正利用透明化的規則，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比如，上海的平臺就開通了算法意見反饋通道，定期召開懇談會，聽取騎手的建議，及時調整算法，確保算法透明化落到實處。

第五，必須完善配套保障機制，應對各種突發情況。平臺應該建立完善的免責機制、彈性時效機制和補貼機制，應對極端天氣、突發路況、商家出餐慢等外部因素帶來的困境。比如，明確規定，騎手因極端天氣、突發路況、商家出餐慢等非自身原因導致的超時、差評，不予處罰；建立彈性時效機制，允許騎手在遇到突發情況時，申請延長配送時長；完善補貼機制，在極端天氣、夜間、偏遠地區、高難度訂單等場景下，提高補貼標準，保障騎手的收入。

同時，還應該完善騎手的安全防護和職業發展保障。比如，平臺應該為騎手配備安全頭盔、雨衣、保溫箱等必要的防護裝備，補貼騎手購買智能頭盔等安全設備，降低安全風險；推動在居民區、商業區、寫字樓等區域，設置騎手臨時休息場所，提供飲水、充電、避雨等便民服務，解決騎手“休憩難、飲水難”的問題。此外，還應該加強對騎手的職業技能培訓，開展行業競賽、優秀騎手評選等活動，提升騎手的職業榮譽感和歸屬感，推動騎手職業發展多元化。

最后，必須強化騎手的組織化建設，賦予騎手更多的話語權。單個騎手的力量是有限的，要真正維護騎手的合法權益，就必須推動騎手加入工會，建立常態化的集體協商機制，讓騎手能夠通過組織，表達自己的訴求，參與算法規則的制定和修訂。監管部門應該鼓勵和支持騎手建立工會組織，引導工會與平臺開展集體協商，圍繞算法規則、薪酬支付、休息保障、安全防護等核心問題，達成一致意見，形成專項協議。

上海的實踐已經證明，集體協商是保障騎手權益的有效方式。當地通過組織騎手代表與平臺協商，簽訂了全國首份網約配送算法和勞動規則協議，明確了薪酬標準、休息保障、算法優化等各項要求，有效保障了騎手的權益。這種“以協商促共治”的思路，值得在全國范圍內推廣，讓騎手從“被動接受規則”變成“主動參與規則制定”，真正掌握自己的命運。

2026年，算法透明化新規的落地，無疑是外賣騎手權益保障史上的一個重要節點。它打破了困擾行業多年的算法黑箱，讓騎手終于能夠“看清規則、讀懂規則、利用規則”，擺脫了“被算計、被支配”的困境，感受到了被尊重、被重視。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算法透明化不是終點，而是起點。它能解決信息不對稱的問題，卻無法解決行業深層的矛盾；它能規范平臺的行為，卻無法徹底終結算法壓迫。

外賣騎手是城市煙火氣的守護者，是新就業形態勞動者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的權益保障，不僅關系到千萬個家庭的幸福，也關系到整個行業的高質量發展，更關系到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終結算法壓迫，從來都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它不需要“一蹴而就”的口號，更需要“久久為功”的堅持；它不需要“單一措施”的發力，更需要“多方協同”的合力。

算法透明化是基石，勞動關系認定是核心，算法取中是關鍵，配套保障是支撐，集體協商是補充。只有將這些措施有機結合起來，構建“透明化+N”的閉環治理體系，才能真正打破平臺的“系統囚籠”，才能讓外賣騎手擺脫算法壓迫的困境，才能讓他們在奔波忙碌中，能夠擁有一份穩定的收入、一份可靠的保障、一份做人的尊嚴。

我們期待，隨著新規的不斷落地完善，隨著各項配套制度的逐步出臺，隨著平臺、監管部門、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外賣騎手的工作環境能夠越來越好，權益能夠得到越來越充分的保障，他們能夠不再為超時焦慮，不再為安全擔憂，不再為保障發愁，能夠在這座城市里，體面勞動、尊嚴生活，能夠在奔波的路上，感受到城市的溫暖與善意。

畢竟，我們需要的不是“跑得更快”的騎手，而是“跑得更安全、更安心”的騎手；我們需要的不是“效率至上”的算法，而是“以人為本”的算法；我們需要的不是“冰冷的系統”，而是“有溫度的規則”。這，才是算法透明化的終極意義，也是終結算法壓迫的最終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