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蘭考,你最先想到焦裕祿,但有個人和他搭伙治沙治澇,后來被判刑13年,死后卻有10萬人沿途跪送——這人就是張欽禮。有人可能納悶:判過刑的人,咋能讓老百姓這么記掛?今天咱就扒扒他的事兒,看看蘭考人心里的秤到底準不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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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他才22歲,就管考城的事兒了。那時候沒車,他天天騎個破自行車扎村里,褲腿上全是泥,就想看看老鄉們喝水夠不夠、飯夠不夠吃。紅廟鎮缺水缺得厲害,他領著大伙挖井,白天太陽曬得后背脫皮,晚上還守著工地,熬了好幾個月,終于打出水了!老鄉們端著碗水笑,他也跟著樂,說這水比啥都強。
1953年蘭考鬧旱災,莊稼都快干死了。他帶著干部往黃河邊跑,筑堤引水,白天扛土塊,晚上睡在堤上,眼睛里全是紅血絲。就這么硬扛,糧食收成愣是沒掉下來,老鄉們保住了飯碗。
1957年開秋糧會議,有人瞎報畝產,他當場就懟:“地里啥情況我清楚,別瞎吹!”結果呢?被批成右傾分子,撤了職,下放到紅廟公社種地。但他沒閑著,公社里有個五保戶老太太生病,沒人管,他背著老太太走了二十里路到縣醫院。醫生問他“你一個下放的管這閑事干啥?”他說:“我是蘭考人家的孩子,咋能不管老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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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2年焦裕祿來蘭考當書記,第二天就找他聊了一宿。張欽禮把自己攢了十幾年的治沙治澇經驗全掏出來,兩人一拍即合:先治沙,再排澇,最后改鹽堿地。張欽禮主抓工程,在東壩頭沙地領著群眾翻土壓沙,種泡桐和刺槐,還用柳條扎障擋風沙——這招后來真管用,風沙慢慢小了。
治鹽堿地更費勁,他帶著技術員反復試,混沙子、加有機肥、引黃河水沖洗,上百回實驗才摸出門道。張君墓公社的鹽堿地,他領著大伙深挖,改成了能種莊稼的良田,老鄉們都樂壞了。
1964年焦裕祿走之前,拉著他的手說:“蘭考的事兒還沒完,你得接著干。”張欽禮點頭,轉身就繼續推那些事兒。泡桐樹慢慢長起來了,風沙少了,地里能種玉米小麥了,蘭考的面貌一點點變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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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開封軍分區來蘭考抓人,他也被關進去了。批斗會開了上百場,手指被打斷,耳朵也聾了,但他沒垮。關了一年多出來,1978年又因為歷史問題被抓。1979年12月24日,商丘中院判他13年徒刑,河南高院維持原判,把他送進了新安監獄。
在監獄里他身體一天比一天差,但心里還裝著蘭考。省下飯票買種子,托人捎給鄉親們;聽說東壩頭的樹林壞了,他趕緊記下治理辦法,傳出去幫大家;東壩頭四個農民帶吃的走了三天去看他,沒介紹信,就在監獄門口跪了一天一夜,才見著面。獄里他還幫其他犯人傳經驗,沙障怎么扎、土壤怎么改,寫得清清楚楚,一點不含糊。
1990年他因為身體原因提前出獄,回蘭考那天,上千群眾去車站接他。一位老太太拉著他的手哭:“你可回來了,受苦了啊!”他笑著說:“老百姓好就行,我沒啥。”回家后他低調過日子,沒事就去田里轉悠,看泡桐樹長得咋樣,提建議加固沙障、挖深渠道,還是操著蘭考的心。
2004年春天他查出肝癌,在縣醫院住著,窗外就是當年他和焦裕祿一起種的泡桐樹。5月7日凌晨,他走了,享年77歲。
消息一傳開,蘭考全縣都難過,家家都擺上祭品祭奠他。靈車從鄭州往蘭考拉,鄭州的老百姓自發跟了幾十車送;進縣城的時候,十萬多民眾在街道兩旁跪迎,哭聲一片。從醫院到墓地三十里路,隊伍排得長長的,沒人組織,大家都跟著靈車走,紙錢撒了一路,風大也沒亂飛。張莊村的路邊田頭,老鄉們擺上清水和窩窩頭,跪著祭他,說他一輩子清廉,沒拿過老百姓一針一線。
墓前老百姓立了上百塊石碑,刻著“焦裕祿戰友、蘭考好書記”。每年清明,群眾都帶著自家的糧食蔬菜去祭他,展覽館里還擺著他當年騎的自行車和穿的舊棉襖,那都是蘭考人心里的念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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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欽禮這輩子就沒離開過蘭考,年輕時抗旱挖井,中年跟焦裕祿治三害,晚年出獄還想著蘭考的發展。蘭考人記著他,不是因為啥頭銜,是因為他心里始終裝著老百姓——不管是當官還是下放,不管是坐牢還是出獄,他都想著老鄉們的日子咋過好。
參考資料:《人民日報》《蘭考:焦裕祿精神的傳承與張欽禮的故事》;《蘭考縣志》《張欽禮同志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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