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律師代理的rush訴訟贏了！公安撤銷行政處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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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北京的鄭植升律師，也就是我本人，代理的一起Rush行政訴訟，終于有了結果。

??鄭律師今日“接生”現場??

被告撤銷行政處罰決定，原告撤回起訴。

截至目前，鄭律師已通過行政訴訟成功撤銷兩起rush案件的行政處罰決定。

??撤訴裁定??

??撤銷行政處罰決定??

??鄭律師代理的另一起撤銷決定??

這一結果，無疑為仍在觀望或正在進行訴訟的當事人，注入了一劑強有力的信心：在符合法律條件的情況下，Rush類行政處罰并非不可糾正，通過訴訟途徑依法爭取權利，完全可能取得實質性成果。

據鄭律師了解，本案很可能是該地首例通過行政訴訟程序撤銷Rush行政處罰的案件。

該案在證據審查、訴訟策略及處理路徑方面所形成的經驗，也將被繼續運用于后續代理的同類案件之中，其代表性意義與示范價值，正在逐步顯現。

雖然目前仍有原告敗訴，但這并不意味著一審判決必然正確。行政訴訟不到最后一刻，結果永遠存在變數——這一點，早已在無數行政案件中反復得到印證。

即便是此前大家關注過的省高院明確認定Rush 需達到70%濃度的案件，原告也是經歷三年波折，復議、一審接連敗訴，直至二審勝訴、再審裁定作出，才最終塵埃落定。

因此，各位當事人，如相關處罰已實質性影響到你的生活與權益，請勿再一味觀望。

依法提起訴訟，行使法律賦予的權利，既是維護自身利益的必要手段，也是公民應有的尊嚴，切莫等到處罰時效已過，眼看他人成功撤銷，才徒留追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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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本文僅選取其中幾個關鍵要點進行分享，一方面供各位參考借鑒，另一方面也“適度保留”，以免執法機關在充分了解后把程序補得更嚴、更全，讓今后的案件變得更難打，哈哈。

1.詭異的管轄文書

與其他同類案件一樣，本案亦屬于跨區執法，需要由市局作指定管轄。

但在本案中，出現了一個值得注意的異常情況。

本案發生于2025年6月，市局出具的《指定管轄決定書》編號卻已達到[1000+]；而鄭律師同期代理的多起發生于2025年下半年的案件，其《指定管轄決定書》編號反而僅為[700+]、[800+]區間。

按照一般行政文書編號的形成邏輯，同一機關同類文書通常按時間順序連續編號，后發生的案件編號理應大于先發生的案件。

所以，我們有理由懷疑，本案的指定管轄文書系被告在訴訟過程中后補。

緊接著，我們再來看被告提交的《行政案件指定管轄審批表》：

承辦單位：派出所 （分局）治安支隊意見：擬同意 （分局）領導審批意見：同意

各位看到問題了嗎？“分局指定分局管轄”，自己做了上頭的主，所以說，這些案子真挺有意思的。

這份文書中還有一個頗為耐人尋味的小細節，有機會再跟各位分享。

2.從未抵達的鑒定

在第一次庭審中，被告并未提交《鑒定聘請書》作為證據，鄭律師遂在庭前申請調取。被告隨后補充提交該證據時，卻暴露出一個明顯漏洞——文書上沒有接收單位的蓋章。

為什么這一細節如此關鍵？原因在于，鄭律師目前代理此類案件較多，手中掌握了同一城市不同分局辦理同類案件的大量案卷材料，完全可以進行橫向比對。在既往案件中，各分局出具的《鑒定聘請書》左下角均會加蓋鑒定機構或接收人員的收件章，以證明委托文書已經實際送達并被接收。

而在本案中，該位置卻完全空白，僅寫有一句“已送至×××研究所進行鑒定”。缺乏接收單位蓋章的情況下，該文書究竟是否真實送達、何時送達，均無法得到有效證明，這也使得整份鑒定委托過程的真實性與完整性，產生了合理疑問。

3.奇怪的簽字

在《扣押筆錄》中，又出現了新的疑點。

該筆錄上有兩名民警的簽字，其中一名民警的簽名，與其在《鑒定聘請書》中的簽字明顯不屬于同一筆跡。

更關鍵的是，該名民警恰好作為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出席了本案庭審，其在庭審筆錄上的簽字，形成了可以直接比對的客觀證據，足以印證《扣押筆錄》中的簽名并非其本人所簽，而系他人代簽。

尤為值得注意的是，本案中還十分難得地調取到了制作《扣押筆錄》時的執法記錄儀錄像。該視頻顯示，現場全程僅有一名民警出現。

結合簽字筆跡比對與執法記錄儀畫面，我們認為：本案《扣押筆錄》所記載的“兩名民警”并不符合客觀事實，實際僅為一人執法。單人實施扣押并制作扣押筆錄，已構成明顯的程序違法。

4.早夭的保全

根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第八十九條第一款的規定，對查獲的相關物品，應當依法采取證據保全措施，在法定期限內予以扣押。

然而，在本案中，被告做保全決定對查獲物品“扣押三十日”，另一方面卻在案發當日形成的《收繳物品清單》中，于“物品處理情況”一欄直接記載在案發當日就被“銷毀”。

在尚未完成證據固定、鑒定及相關程序的情況下即行銷毀案涉物品，不僅使證據保全措施流于形式，也直接導致案件關鍵物證無法再行核查，對案件事實查明及當事人訴訟權利均造成實質性影響，其程序違法性不言自明。

5.消失的電話通知

還有一個極其細微的細節，很容易被忽視。

在作出行政拘留前，執法機關通常會要求被拘留人員提供家屬聯系方式，并依法履行通知義務。本案亦不例外。在《被行政拘留人員家屬通知書》中，辦案民警親筆手寫注明“已電話通知××”。

然而，經我們核實，被告實際上從未通過電話通知該名家屬。

庭審中，被告解釋稱系原告使用自己的電話通知了家屬，但原告當庭提交了其與該家屬的微信聊天記錄予以反駁：直到被拘留的第二天，該家屬仍在留言詢問“什么事？要拘留多久？”。

這一客觀記錄，與“已電話通知”的書面記載顯然無法相互印證。

在家屬通知這一法定程序上，書面記載與客觀事實出現明顯背離，已構成未依法履行家屬通知義務，剝奪當事人相應程序性權利，程序違法。

6.律師觀察

以上，僅是一些可以放到公開場合，供大家討論與參考的程序違法問題。

很多人都會問：究竟是哪一處違法，最終促成了處罰的撤銷？

坦率地說，在我看來，本案并非某一個“致命點”單獨發揮作用，而是多項程序違法相互疊加、共同作用的結果，很難，也沒有必要刻意區分究竟是哪一處起了決定性作用。

在本文結尾，也想順便與各位分享一下，我對這類案件在處理路徑選擇上的一些看法。

選擇訴訟，還是復議？

我的答案很明確：選訴訟。

原因并不復雜。行政訴訟中的法官，必須通過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在成為審判長之前，往往已經積累了大量審判經驗；而行政復議工作人員，并不以具備法律職業資格為前提。

同時，復議依據《行政復議法》，訴訟依據《行政訴訟法》，二者“有法可依”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在具體程序設計、審查強度及救濟路徑上，兩部法律之間仍然存在相當大的差別，感興趣的讀者不妨自行對照。

更重要的一點在于：復議多以書面審查為主，而行政訴訟一審，一定會開庭。

原被告雙方，能夠就程序與實體問題，當庭“掰扯清楚”，這一點本身，就極具價值。

打實體，還是打程序？

如果一定要選，我個人更偏向于：打程序。

從律師角度來看，打實體最簡單，甚至可以實現批量化處理案件。

但從委托人的角度來看，目標只有一個：撤銷處罰。因此，基于實現委托人的需求，我通常不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在保留實體的同時，同時重點猛攻程序違法，事實證明，確實比實體好用。

無論是判決撤銷，還是通過和解、調解實現撤銷，能撤銷的，都是“好貓”。

程序之所以更值得重視，一個核心原因在于它的客觀性與確定性。

《行政處罰法》《治安管理處罰法》《公安機關辦理行政案件程序規定》，早已把執法機關在什么階段該做什么、要做到什么程度，規定得清清楚楚。

實體問題上，Rush是否屬于法定“危險物質”，原被告可以各執一詞，證據如何采信，也有待法官裁量；但程序不同——做了就是做了，沒做就是沒做，做錯了就是做錯了，全都白紙黑字擺在那里，幾乎不存在解釋空間。

更何況，如果熟練運用《行政訴訟法》的證據規則，完全可以把看似零散的“碎石子”，組合成足以撬動案件走向的“重武器”。

最后還是那句話：專業的事，終究要交給專業的人來做。

同樣一套案卷材料，當事人自行翻閱，可能根本看不出問題所在；而交由長期處理此類案件的律師，不僅可以大幅降低訴訟過程中的消耗與壓力，還可能取得意料之外的結果。

那么在本文結尾，也希望所有因Rush受到處罰、依法提起復議訴訟的朋友們，都能取得一個自己能夠接受、也理應獲得的結果。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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