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傅作義一個師抗拒改編，李天佑打電話給師長：你只有兩條出路

1949年初春的華北平原，依舊透著寒氣。1月下旬，北平城墻上的旗幟剛剛換了顏色，許多人還沒來得及適應這座古城的新身份，各種消息就像冷風一樣，從各個方向往城里灌。

有意思的是，在百姓印象里，北平解放似乎是“水到渠成”的順理成章，其實在當時軍政高層眼中，這一步走得并不輕松。和平解放，只是開頭。真正棘手的，是城外那些端著槍、穿著舊軍裝的數十萬國民黨軍人，要怎么處理。

傅作義在1月22日《關于北平和平解放問題的協議》上簽字后，北平得以完好無損地回到人民手中，這一點，誰都看得懂利益所在。但從1月22日到31日，他原先統轄的華北“剿總”部隊——兩個兵團部，八個軍部，二十四個步兵師，一個騎兵師，加上特種部隊和非正規武裝，約二十五萬人，還在城外集結，等待改編。

和平，是一紙協議寫出來的；改編，卻要落到一個個持槍的士兵身上。舊軍隊的番號可以一夜之間消失，人心卻不會在幾天之內就完全翻過一頁。

東北野戰軍第四縱隊在1月31日進入北平，接管了城防。與此同時，傅作義提出，希望在城內保留一個團的警衛部隊。按照協議條款，北平城里可以暫留部分察綏部隊擔任臨時警衛，隨后再由解放軍接替，傅作義本人也可以保留必要的警衛力量。條文聽上去并不突兀，但留下的這一小撮舊部，很快就讓人看到了風險有多大。

三月間，中央機關進駐香山，毛澤東入住雙清別墅，周邊加強了保衛。為了保密，對外只說這里是“勞動大學招待處”。那時的保密紀律極為嚴格，稍有閃失就是大事。據當時在香山公安分局工作的干部回憶，泄密不僅是處分這么簡單，嚴重的可能要掉腦袋。

就在這樣緊繃的氣氛下，傅作義警衛團兩個營在山下嘩變。有人企圖沖向香山，幸虧在山腳就被中央警衛團攔住，仍有少量散兵游勇往山上竄，造成不小的緊張。周恩來得知情況后，當晚趕往華北軍區司令部駐地慶王府，要求聶榮臻火速再派一個團，增援香山防務。那一夜，可以說是真正的千鈞一發。

傅作義本人事前并不知情，第二天才聽說自己的警衛團被繳械，差點惹禍上身，氣急之下去找北平市長葉劍英理論。葉劍英同樣事前不知，只能耐心勸解。等情況徹底搞清楚，傅作義也冷汗直冒——一個警衛團的嘩變，就險些釀成不可挽回的后果。

這個插曲，從側面把問題暴露得很清楚：城里尚且如此，城外那二十五萬舉棋不定的部隊，改編起來會有多難，可想而知。

一、派系縱橫的舊軍隊

當時參與改編工作的干部，事后很多人都提到一個共同感受：傅作義部隊“水很深”。原39軍117師政治部敵工科的曲萬增回憶，在接觸過程中才真正看清這支軍隊的內部構成：既有屬于蔣介石、陳誠系統的“中央軍派”，也有傅作義自己的嫡系，還有馮玉祥舊部、馬占山系統人員，各種派系夾雜在一起，特務活動也相當猖獗。

這種背景，并不是一朝一夕形成的。傅作義早年出自閻錫山的晉軍，長期在華北經營自己的勢力。1938年12月，為了削弱閻錫山，蔣介石特別任命傅作義為第八戰區司令長官，并兼任第二戰區北路軍總司令，自此，傅作義開始脫離閻的控制，逐步形成以自己為核心的軍系。

傅作義手中的嫡系，主要圍繞35軍搭建。番號雖然屢經調整，但35軍始終牢抓在他的手里，又以此為骨干，擴展出101軍、104軍、105軍以及騎兵第四師等，形成十多萬人的武裝。在北平和平解放之前，這些力量是傅作義能直接指揮的本錢。

另一方面，在華北戰場上，傅作義名義上是“華北剿總司令”，但他手下還有一批“中央軍系”部隊，像李文的第四兵團、石覺的第九兵團、侯鏡如的第十七兵團等，表面服從統一指揮，實則各有背景。尤其是第四兵團轄下的第16軍、第94軍，第九兵團轄下的第13軍、第35軍、第31軍部分部隊，關系盤根錯節。

抗戰時期，傅作義部一度與八路軍保持過較好的關系，這點在當時并不多見。正因為這種“靠攏”的傾向，引起了閻錫山的強烈不滿，他甚至向蔣介石上報，說傅部“赤化嚴重”，戲稱35軍已經成了“七路半軍隊”。傅作義迫于壓力，只能把在自己部隊中活動的中共黨員陸續送走，勉強維持局面。

這樣一支部隊，既有舊軍隊的等級壓迫與派系斗爭，又沾染了一點抗戰時期的復雜政治色彩。到了1948年新保安一戰，傅作義的35軍遭到我軍殲滅，連同前去救援的104軍受重創，張家口地區的105軍、暫編第三軍和多個騎兵旅也悉數被擊垮，短短一個月損失十多萬嫡系主力。自那以后，傅作義在華北的實力從“坐在桌邊討價還價”，變成“不得不面對現實”。

在這種背景下，北平和平解放就顯得順理而又無奈。和平方式確實保全了古城，卻也把改編舊軍隊這個麻煩留到了后來。

城外的傅作義部隊，分批集中在三河、香河、順義、良鄉、涿縣、懷柔、武清等地，受我軍統一改編。為保障工作有序，雙方成立了“北平聯合辦事處”，由平津前線黨委統一領導。但從一開始，改編難度就不小。傅作義在起義前，已經有意把不少中央軍系的高級軍官送離北平，使這些部隊表面“群龍無首”，實則仍然暗藏變量。

也正因如此，中央考慮到東野主力還承擔著平津地區舊軍隊改編任務，并沒有輕易同意將大量東野部隊立即南調，僅是權衡再三，通過電報讓羅榮桓另行研究。這種謹慎，后來被證明是必要的。

二、險象環生的改編現場

改編工作一鋪開，種種矛盾迅速暴露出來。曲萬增就親歷過一次相當驚險的接觸。

1949年3月27日，他隨39軍117師敵工科科長李純前往武清縣南大桃園，負責對傅作義部某師進行改編。這支部隊按番號應為104軍269師，屬于綏遠系統。兩人本著“友好接觸”的原則，沒有攜帶武器就去了。臨走前，李純直言不諱，說這趟要做好犧牲的思想準備，因為之前已經聽說，有前去做工作的一名指導員被人活埋。

剛一進駐該師駐地，兩人就感覺到滿院子的敵意。第一天，曲萬增看到房門兩邊挖了土坑，便問一句“這坑是干什么用的”。對方士兵冷冷回了一句：“筑工事，打共產黨，打八路軍。”這話擺明了就是挑釁。曲萬增按捺不住，回擊一句“你們已經投降了”，對方則立刻翻臉：“誰說我們投降？小東西找死！”兩人一度爭吵不休，只能靠旁人勸解。

事后，李純批評他火氣太大，不懂策略。但矛盾還沒完。第二天，兩人又看到有士兵在墻上刷反動標語，李純忍不住上去把士兵墊腳的凳子踢翻。對方手里是帶槍的，如果真扣下扳機，很可能釀成流血。好在對方最終還是怯場，把已經寫好的標語一一擦掉。

面對這種局面，李純給曲萬增說了一句重話：“真要開槍，那就認命，只是他們不敢。因為勝負已分。”這話不只是安慰，更是判斷。他很清楚，彼此的力量對比已經完全倒向一邊，只要我軍主力在外面，舊軍隊想翻天也翻不起來。但在局部接觸上，危險又實實在在地存在。

總體上看，傅作義綏遠系的部隊，相對算是“可做工作”的一類。269師師長本人的態度并不極端，對改編也不算全盤抵觸。問題比較嚴重的，是那些出身“中央軍嫡系”的部隊，尤其是精神上仍然緊緊抱著舊政權不放的人。

東北野戰軍第一縱隊（后改為第四野戰軍38軍）奉命負責改編國民黨第94軍第5師，就曾碰到過極為棘手的情況。94軍本來就是典型的中央軍嫡系，原屬李文第四兵團。北平和平解放前，軍長鄭挺鋒和多名高級將領一并逃離，軍務實際由參謀長李衛士主持。政治上，這支部隊的“反共意識”相對更強。

38軍派出112師副師長楊大易、政治部主任李欣帶領政工干部前往做工作，剛一接觸，敵意就表露無遺。已經架好的歡迎彩樓被粗暴拆毀，還有人動刀動槍，嚇唬來人。等楊大易、李欣到了駐地，被安排在一個獨門小院，院內墻上全是反動標語，崗哨晝夜戒備。

半夜，一發六零迫擊炮彈突然落在院子里，隨即周圍響起稀稀拉拉的槍聲。對方顯然有意制造恐慌，用這種方式表明態度：改編可以應付，但心里不服。更嚴重的是，后面才弄明白，第5師已經把我軍派往各團、各營的政工人員全部扣住。

別忘了，這支部隊在名義上是“起義部隊”，手里保留了相當數量的武器裝備，一個師上萬人的火力，一旦在改編期間發生暴亂，收拾起來絕不是一天兩天的事情。

第二天，第5師安排召開“歡迎會”，代師長楊培德主持。會場氣氛看似平靜，暗地里卻劍拔弩張。楊大易在會上宣布，將第5師改編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獨立第21師。話音未落，一個四川籍少校軍官突然站起來，大聲質問：“拒絕改編，你們說的和平改編就是騙局！”緊接著，又有幾個人先后發言，表達抵觸情緒，會議一度陷入僵局。

這種場面，如果貿然硬頂，很容易發生激變。楊大易和李欣按兵不動，只是耐心聽完。等反對者說得差不多了，李欣開口，用的是另一種方式。

三、“如來佛手心里的選擇”

李欣畢業于同濟大學，是政工干部里少見的高學歷人才。此時，他沒有立刻反駁那些“拒絕改編”的軍官，而是問了一句：“還有人要說嗎？如果都說完了，該輪到我講幾句了。”

他的語氣不急不緩，卻把問題點得很清楚：拒絕改編，就是公開違反和平協定，后果大家心里應該有數。然后話鋒一轉，提到一個頗有意味的比喻：很多人以為，眼下把解放軍派來的幾個人“握在手心里”，就能掌握主動。實際上，整個第5師反而是被握在一只更大的“手心里”。

這句話里，既有道理，也有分寸。誰都知道，在這片地區，東野主力部隊成片部署，尤其是以38軍為代表的王牌部隊，戰斗力如何，對方心里并不陌生。大家看得出來，現在不是你死我活的正面戰場，但如果真撕破臉皮，這個師根本撐不住幾天。

從這一刻開始，第5師內部的氣勢明顯弱了幾分，卻并沒有完全收斂。鑒于政工干部被扣在對方手中，我方不可能立刻采取強硬手段，只能先穩住局面。

回到軍部后，李欣向時任38軍政委梁必業詳細匯報。他提出的中心意見，只有一句話：先把派進去的干部安全接出來，再談強硬措施。具體辦法也很講究——以軍部要召開“軍官代表會”“士兵代表會”為名，要求第5師各連選派軍官、士兵代表各一人，并由原有指導員、教導員、政委帶隊前來軍部參加會議。

這個安排，從表面看，是聽取意見，實際上是一次“集中轉移”。當第5師不敢公然拒絕，只能按要求放人出來時，那些被扣押的政工干部自然也就順勢脫離險境。沒了這個顧慮，38軍就不必再顧忌太多。

在這樣的鋪墊之后，壓力真正壓到了第5師代師長楊培德頭上。

這一段，有一通電話極為關鍵。李天佑，當時的38軍軍長，素以作風干練聞名。他在確認人質全部撤出后，直接給楊培德打電話，態度異常明確。簡短幾句，卻幾乎把話說死：“你們關押我方干部，破壞和平協定，事情嚴重性，你不會不清楚。現在擺在你面前只有兩條路：一條，老老實實放下武器，接受和平改編；一條，用武力來解決。”

這番話聽上去，并不客氣。對一個握有整師兵力的國民黨軍官來說，被這樣“逼到墻角”，心理沖擊可想而知。更要命的是，李天佑沒有留給他太多回旋余地，接著又加了一句期限：“限你們下午五點之前給出答復。”說完，電話直接掛斷。

楊培德一下子慌了。很清楚，外面的38軍是打過遼沈、平津大戰的王牌部隊，總兵力六萬多，要對付自己這一個師，根本不費多少力氣。更何況，第5師已經處在被包圍狀態，一旦“武力解決”，結局幾乎毫無懸念。

不得不說，這通電話，是軟硬兼施工作大背景下，最后的一記重拳。李欣前期的說服，爭取時間和主動；組織干部安全撤離，是把“掣肘”一點點拆掉；李天佑這聲“只有兩條出路”，則是明確告知：已無第三種選擇。

五點期限臨近，第5師高層迅速開會，商量對策。戰與不戰，從情感上看，他們未必甘心就此接受改編，但從力量對比上看，沒有人敢真把整師官兵綁上火堆。到最后，他們只能選擇放下武器，交出裝備，完成改編。

對38軍而言，收繳第5師武裝幾乎沒有遇到實際抵抗。事后回顧，當晚的部署很簡單也很有效：利用夜色，以快打快，各路分隊按照預定計劃迅速控制要害地段，兵不血刃收回全部火器。楊培德如果再想“拖一拖”，已經沒有任何實際余地。

這件事，直接影響了94軍另外兩個師。看到第5師在強硬態度面前沒有任何“討價還價”的余地，再加上東野主力環繞的壓力，那些心存幻想的人，也不再敢輕易挑頭。之后的改編工作相對順暢很多，雖然也不無波折，卻再沒有爆發類似的公開對抗。

四、番號之后的人心磨合

事到這里，表面的“改編”已經完成了大半：番號改了，武器收了，編制重新調整，看上去干凈利落。但真正難啃的一塊，其實藏在更深的地方——人的思想。

多年以后，李欣回憶這段經歷，用了“單刀赴會”這個詞。對很多參與舊軍隊改編的干部來說，這并不夸張。當時的整體形勢雖然有利于我軍，但一旦在地方上發生武裝沖突，死傷最多的，很可能就是這些深入營連的人。

更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形式上改編完成了，許多部隊內部仍然頑固地保留著舊軍隊的習氣。兵團、軍、師級單位改編完，具體到連、排一級，觀念還停留在原地的人并不少。

華北軍區第十八兵團63軍負責改編國民黨第13軍89師時，就遇到過這樣的情況。補訓三團的宋雙來帶著一小組干部，進駐89師警衛連。表面上，迎接態度還算“規矩”，但仔細觀察，很快就發現了端倪。

連里的士兵，大致分成兩類。見了我軍干部繞著走的一批，眼神里充滿畏懼，仿佛碰上了不知該如何對待的新上級；另外一批則顯得相當“硬氣”，對新來的干部不冷不熱，甚或有意無意地不把他們當回事。

耐心做思想工作之后，問題浮出水面：舊軍隊里的連長、排長、軍官長期利用職權壓制士兵，打罵、體罰、吃空餉是家常便飯。原警衛連連長就是典型代表，仗著上頭有人，平日里非但不帶頭吃苦，反而動輒對士兵拳腳相向。時間久了，士兵對軍官自然又怕又恨。

改編之后，連長名義上更換，但不少人在潛意識里還把“官就是主子”的舊印象帶進了新連隊。一部分士兵見了干部就躲，是怕挨打；另一部分則干脆不把解放軍干部當回事，覺得新一套制度“太松散”“不正規”。看到我軍官兵同穿一樣的軍裝，同一個伙房吃飯，反而心里犯嘀咕：這還能叫軍隊？

不得不說，這是一種根深蒂固的觀念差異。一側奉行官兵一致，主張平等、尊重；另一側從小到大接受的是“上級壓下級”的軍中倫理；兩者碰在一起，摩擦在所難免。

宋雙來意識到，要真正完成改造，不能只盯著表面紀律，而要直指思想根源。他開始在連隊反復講解解放軍的政策，尤其是官兵關系上的原則，讓士兵明白“當兵不是給誰當家丁”，也不是天生就要挨罵挨打。與此同時，對個別仍舊依賴舊作風、刻意挑事的人，則采取嚴肅批評與組織處置相結合的方式，慢慢壓下這股“逆風氣”。

時間一長，連隊氣氛的變化悄然發生。許多原本見到干部就躲的士兵，慢慢敢提意見了。那些看不起“沒軍銜”的解放軍舊軍官，也不得不承認，新來的干部說話算話，工作也真正在為士兵考慮。這種轉變看似細微，實則極為關鍵。

從整個華北范圍看，對舊軍隊的改造絕不僅是換個番號，換件軍裝那么簡單。新舊制度的碰撞，舊勢力的殘余影響，再加上部分人對前途的迷茫，交織在一起，構成了一幅復雜的圖景。

試想一下，如果當時只是停留在“接管裝備、調整編制”的層面，而沒有投入大量精力去做深入的思想工作，許多潛在問題遲早還會爆發出來，甚至可能在新的作戰環境里埋下隱患。

1949年的北平與華北地區，正處在舊秩序崩塌、新秩序尚在建立的過渡階段。傅作義部隊的改編，只是整個舊軍隊重塑里的一個縮影。從香山警衛團嘩變，到武清南大桃園的爭執，再到94軍第5師那通“只有兩條出路”的電話，以及后來一個個連隊里艱難推進的思想轉換，這些片段串聯起來，可以看得更清楚：和平解放的背后，從來都不是輕描淡寫的“一筆勾銷”，而是一場綿密而艱苦的重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