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鎮前傳，洛陽大火中，挨了一頓毒打的高歡看到了命運

北魏神龜二年（519年），一名北方軍鎮來的青年來到帝國都城洛陽送信。

接到信的洛陽大員很慷慨，命手下拿些肉來招待這位遠道而來的青年，這位青年不喜歡站著吃東西，于是找了個地方坐下吃肉，誰知此舉讓大員認為青年無禮，立刻命手下將青年拖出去打了四十大板。

挨了打的青年離開大員府邸后在洛陽城中目睹了一場大火，青年在火光前注視了良久，回到軍鎮后，這位青年突然變得異常大方，經常仗義疏財結交當地豪強。

朋友問他為什么去一趟洛陽后變得如此大方了？

青年回答：我在洛陽時，看到洛陽的羽林軍正在焚燒征西將軍張彝的府邸，發生了這么大的事，朝廷卻害怕這些人繼續作亂而未敢進行深入追究，這說明朝廷無力，天下大亂已經不遠了，天下如果大亂，留下錢財又有什么用？還不如拿出來結交豪杰，為日后做打算。

這位因一場大火而預言了北魏王朝命運的青年名叫高歡。

高歡預言天下即將大亂時，北魏王朝剛剛經歷了孝文帝改革，表面上看，此時的帝國已經在新的模式下走向正軌，正是蒸蒸日上的時候，與土崩瓦解這個詞絲毫扯不上一點關系。

但僅僅4年后，這個看似強大的帝國就在一場動亂中灰飛煙滅，是什么殺死了這個看似正處于巔峰期的帝國，一切的一切，還是要從高歡目睹的那場大火說起。

洛陽病

后來的北齊神武帝高歡在洛陽目睹的那場大火是因征西將軍張彝第二子張仲瑀的一個建議而燒起。

當時，張仲瑀在選拔官員問題上向皇帝進言，建議重要官職應該將武人排除在外，只從“清品”中選拔。

所謂“清品”指的是高門大族，這里面就要提到孝文帝遷都洛陽后的一項重要改革措施：定族姓。

孝文帝將鮮卑姓中的穆、陸、賀、劉、樓、于、嵇、尉，以及漢姓中的崔、盧、鄭、王定為最高等級姓氏，這些大姓在選拔官員時直接進入快車道。

門閥政治自東漢時期出現，發展到南北朝時期已經成為一種社會毒瘤，永嘉之亂后，匈奴、羯、氐、羌、鮮卑五胡之所以能先后入主中原，一方面是因為晉朝軍隊在八王之亂中損耗巨大給了這這五胡可乘之機，而另一方面就是因為門閥政治嚴重限制了晉國的社會活力，而五胡沒有門閥政治掣肘，所以社會活力更強。

隨著孝文帝拓跋宏下令遷都洛陽，由鮮卑人建立的北魏王朝開啟了徹底的漢化，游牧民族進入中原后漢化是一個不可避免的過程，但過快的漢化往往不是一件好事，因為相比于漢族自己，游牧民族對于漢文化更為陌生，對于漢文化里的很多門道領悟不清，所以盲目漢化的結果往往是沒有漢人的命，卻得了漢化的病。

北魏遷都后的迅速門閥化就是典型的“漢化病”。

漢人世家大族雖然壟斷權力影響社會活力，但其也往往詩書傳家，對國家治理有一套自己的理解，且漢人世家大族在多年的發展中也會形成一些約定俗成的道德和規矩來限制他們做事不要太過，并保證其在占有社會資源的同時也要盡一定的社會責任。

而匆忙完成漢化的鮮卑貴族并沒有這些文化積淀，所以他們在門閥政治中獲得權力后一般只會做兩件事：斂財和享受。

孝文帝遷都洛陽后，原本在北方的鮮卑貴族們一頭扎進大都市的溫柔鄉后，徹底放飛自我，官員們紛紛拿著手中的權力大肆斂財，腐敗成為一種普遍現象。

搞到錢的貴族們瘋狂斗富，西晉時期那個夸張的斗富行為再次于洛陽上演，且程度更甚。

來到洛陽的鮮卑貴族很快就忘了祖先的弓馬嫻熟，但也沒學會漢人世族的文化素養，成天沉浸于聲色犬馬之中。

看著這些貨色在朝廷的重要崗位上尸位素餐，也難怪張仲瑀這個年輕的漢人世家子弟覺得不爽，于是就出現了張仲瑀建議皇帝禁止這些鮮卑武人掌管重要崗位的一幕。

這群鮮卑貴族在真真切切感受到利益受損后，鼓起從祖輩處繼承的最后一絲勇氣，組團殺向張彝府邸，對張彝父子拳打腳踢，并將府邸付之一炬。

張仲瑀敢于直接向皇帝建議禁止武人擔任重要職位，這是孝文帝遷都后武人地位下降的體現，但嚴格意義上講，那群燒了征西將軍張彝府邸的羽林軍并不能真正代表當時的北魏武人群體，他們不過是一群頂著一個“將軍”頭銜吃香喝辣的貴族子弟罷了，打仗這件事對于他們來說已經很遙遠了。

真正能代表當時北魏武人現狀的，是目睹這場動亂的懷朔鎮青年高歡。

風雨六鎮

北魏前期，都城位于北方的平城（今山西大同）。

由于都城靠北，柔然等草原游牧部落南下劫掠時可直接威脅北魏都城，為保證都城安全，太武帝拓跋燾下令在平城以北建立軍鎮以拱衛都城安全，六鎮雛形由此而出現。

六鎮自西向東分別為：沃野鎮、懷朔鎮、武川鎮、撫冥鎮、柔玄鎮、懷荒鎮。

由于北魏王朝本來就是由草原游牧民族鮮卑族建立，其創立者太武帝拓跋燾又是馬背上的帝王，所以六鎮建立的初衷就并非只是防御，而是攻防一體，游牧民族大舉南下時，六鎮可拱衛都城，而北魏自己的騎兵反擊時，六鎮則作為出擊的前哨陣地。

北魏王朝建立最初的班底就是眾多草原游牧部落，如今以軍事作用為主的六鎮建立，當初驍勇善戰的游牧部落正好成為六鎮的首批鎮兵和鎮民。

對于軍事要塞來說，最好的狀態是能夠實現自給自足，但游牧這種生產方式能夠獲得的能量不多，所以為了養活六鎮，還得做兩件事：第一，把善于農耕的人派到六鎮，對該地區進行適當的開發以獲得更多能量，第二，從內地運送糧食到六鎮，無論是哪種方式都不可避免地要求大量漢人要被派往六鎮，因種種原因被遷往北方的漢人，是北魏六鎮的第二批鎮民。

當大量漢人遷入后，胡漢雜糅的六鎮模式就已經形成了，由于六鎮的最重要職能是打仗，所以彪悍的胡人風俗是六鎮的主導風俗，漢人來到六鎮后也會變得弓馬嫻熟。

六鎮剛剛建立時，因其肩負著保衛都城安全的重要作用，故北魏皇帝會在鮮卑貴族和漢人豪族中挑選出精明能干者前往六鎮擔任鎮將。

有六鎮任職經歷者在日后職位晉升時可被優先提拔。

因為前往六鎮為將可以進入晉升快速通道，故當時的貴族子弟中有上進心者皆爭相前往六鎮，在皇帝本人的資源傾斜下，也在這一個個有雄心，有能力，有資源的貴族子弟領導下，北魏六鎮一度呈現出一片欣欣向榮的景象。

六鎮鎮將、參軍等高級將領大多外派，真正六鎮本土勢力的中流砥柱是漢人豪帥和胡人領民酋長，由于享有大量資源傾斜，這些六鎮本土勢力的“進步”熱情也很高，這些漢人豪帥和胡人酋長十分熱衷于送子弟到平城和洛陽讀書，在這些飽讀詩書的子弟的帶動下，整個六鎮的中下層將帥中文化氣息也逐漸濃郁起來，漢文化也在以這種方式影響著六鎮。

總之，在六鎮建立之初，由于有大量資源加持，六鎮人的日子過得還算不錯，胡文化與漢文化實現良性互動，六鎮整體上來說是充滿活力的。

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孝文帝時期，孝文帝駕崩后，六鎮的好日子也宣告結束。

權力圓心

正常情況下，權力的分布邏輯是從中心開始，向外圍不斷遞減，北魏帝國的都城在平城時，六鎮的地位是次級中心，所以即便沒有來自皇帝有意的資源傾斜，其也很容易獲得都城的外溢能量。

而當帝國的都城遷到洛陽后，六鎮則變成了遙遠的權力邊疆地帶，它能獲得多少資源就取決于皇帝愿意給多少資源傾斜了。

孝文帝遷都后仍給了六鎮不少資源和待遇，這樣做的目的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安撫反對遷都的鮮卑貴族集團，第二則是當時的北方六鎮還肩負著防御柔然的任務。

孝文帝死后，繼承人宣武帝元恪繼續執行漢化政策，洛陽的漢化貴族地位提升，平城及六鎮的軍事貴族地位則相應下降。

更加要命的是，此時的北魏軍事戰略也發生了重大轉變，當時柔然陷入內亂，實力大打折扣，對北魏邊境的威脅大大降低，而宣武帝元恪認為此時的北魏主要目標應該是南下一統天下，在軍事重心南移的情況下，已經不再那么重要的北魏六鎮不再享受大量的資源加持，被留下來自生自滅。

當六鎮不再能夠從皇帝那里得到額外照顧，地處權力邊疆地帶的它將以一種肉眼可見的速度衰落。

以往有皇帝扶持時，朝中權貴子弟爭相前往六鎮為將，因為到六鎮為將可以走上晉升快速通道，但當六鎮不再被重視，洛陽的權貴子弟如果被派到六鎮為將，相當于從權力中心被扔到權力邊緣地帶，這對于洛陽權貴子弟來說，無異于發配，所以此時的權貴子弟們都視統領六鎮是一個苦差事，對其避之不及，即便運氣不好被派到了六鎮，也無心整軍備戰、保境安民，只是一味榨取。

六鎮本就是經濟欠發達地區，鎮將們再來一波橫征暴斂，結果就是中層的豪帥和酋長怨聲載道，底層的鎮民苦不堪言，到這里，動亂的火花就已經埋下了。

我們今天開啟上帝視角當然可以指責當時的北魏統治者多么貪婪愚蠢，但如果站在當時北魏統治者的角度，這種做法也并非不能理解，畢竟來自北方的威脅小了，再向北方六鎮投入資源的必要性也會同步下降。

減少對北境六鎮的資源投入本身不能算是重大問題，真正的問題是北魏統治者在減少對北境六鎮的資源投入的同時，沒有同步減低減低其軍事能力，這才是北魏王朝覆滅的原因。

血酬定律

學者吳思在其著作《血酬定律》中提出了一個觀點：一個人，或一個組織能夠在社會中獲得多少資源，說到底是由其暴力等級決定的。

暴力等級低的人或組織擁有很多財富不但不是好事，還是一種災難，蕭何臨終前給自己的子孫留下的是薄田和破房子，有人問他貴為丞相的他明明可以給子孫留下最好的田和房子，為什么不這樣做？

蕭何稱這些薄田如果辛苦耕種足夠養活自己子孫，這些破房子如果好好修繕也足夠遮風擋雨，可以保其子孫平安，而如果留下是良田和好房子，一旦其子孫后代中沒有人當官，這些田宅便會落入有權勢之人手中，到時候他的子孫可能連個棲身之所都沒有了。

言外之意，蕭何給子孫留下的只能是權貴們看不上的薄田、破房子，這樣才能保證子孫平安。

作為大漢開國丞相的蕭何深知人性之惡：人不可能長期擁有與自己暴力等級不相匹配的財富。

柔然衰落后，北魏的北方軍事需求減少，這種時候減少對北境六鎮的投入是沒問題的，但應該同步削減六鎮的規模，讓原本軍民一體的鎮民內遷，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耕種，變成真正意義的農民，以此來削弱六鎮的軍事實力，只要六鎮的軍事實力降下來，即便對其投入的資源少了，他們也不會有謀逆之心，因為實力不允許。

最初的問題

當初，孝文帝拓跋宏以南征為名遷都洛陽，南征雖然只是孝文帝的一個借口，但并不能因此說他沒有一點南征之意。

事實上，對于當時的北魏來說，北方草原上的柔然實力大打折扣，不再需要那個大的力量去對其進行防御，遷都洛陽后，北魏也獲得了更高的正統性，南征統一全國的確是在當時前時代背景下的最優解。

孝文帝在完成遷都后也嘗試在與南齊的邊境地區駐扎軍隊，為日后可能要進行的南征做準備。

但事情的發展很快超過的孝文帝的意料，遷都洛陽后，整個北魏帝國開始了不可避免地由武轉文，原本的鮮卑貴族在嘗到了漢化的甜頭后也一頭扎進溫柔鄉，在繁華的洛陽享受生活，看到了花花世界的鮮卑貴族們哪還愿意去上陣廝殺，所謂南征也就變成了一個空中樓閣。

來自北方的軍事威脅變小，對南方的軍事征伐只是說說而已，這就意味著整個帝國對于軍事的需求是在整體變小的。

農牧二元結構是北魏這個由拓跋鮮卑人建立起的王朝的最基本的組織結構，隨著孝文帝的南遷，農牧平衡被徹底打破，農耕的重要性已經遠超游牧。

以洛陽為中心的整個黃河流域創造了帝國絕大多數的財富，這一區域完全可以獨立維持帝國的運轉，至于北境六鎮，這個游離于帝國核心地帶的農牧交接區，他們的地位無比尷尬。

有柔然威脅時，他們能夠獲得來自農耕區的“轉移支付”，如今北方威脅小了，他們不但無法再獲得“轉移支付”，還得時不時的面臨著洛陽大老爺們的盤剝。

比較搞笑的是，北魏統治者在不再需要北境六鎮維持那么高的軍事力量的情況下，非但不把六鎮鎮民內遷，分給他們土地讓他們變成徹底的農民，反而嚴禁他們內遷，讓他們繼續待在苦寒的六鎮。

農耕與游牧的矛盾問題是北魏帝國面臨的最初的問題，這個問題在孝文帝遷都都演變為農耕與游牧需求改變后，該對這種改變做出何種調整的問題，顯然，北魏的統治者沒能回答好這個問題。

人的行為習慣是由生產生活方式決定的，北魏統治者讓六鎮之人繼續維持農牧夾雜的生產生活方式，確實可以讓其保持強悍的戰斗力，問題的關鍵是你是否能夠控制住這份戰斗力？

遷都后的北魏，其國情是這樣的：以洛陽為核心的農耕區，擁有巨量的財富，但是武備廢弛，根本就沒有多少戰斗力；而北境六鎮作為帝國仍保留的游牧區，戰斗力很強，但卻壓根沒有分配到多少資源。

暴力等級低的地區分到的資源很多，而暴力等級高的地區分到的資源卻很少，這樣的局面注定是要出大問題的。

那些北境六鎮中忍饑挨餓的強悍武人，一旦察覺到洛陽的大老爺們的虛弱，他們立刻就會南下，用自己的刀要求在聲色犬馬中享受的權貴們分一份資源給他們。

文章開頭，青年時代的北齊神武帝高歡，在經歷了洛陽之行后認定了朝廷即將陷入動亂并準備干一番大事的原因不是朝廷不公，官員腐敗，而是朝廷無力，對于一次小規模的禁軍作亂都不能懲戒。

此時的高歡只是一個小小的領民酋長，在北境六鎮，還隱藏著無數個高歡，當他們越來越發現朝廷無力后，驚濤駭浪就將被掀起。

沃野鎮人破六韓拔陵殺其領民酋長自立為王，徹底拉開了六鎮起義的序幕，從破六韓拔陵直接自立為王就能看出，對于那個洛陽的北魏朝廷，他壓根就沒放在眼里。

起義軍一路攻城拔寨，北魏官軍不能制，暴力等級很高卻沒有獲得相應資源的六鎮之人開始以這種方式從洛陽的大老爺手中拿回屬于自己的東西了。

就在大家以為起義將會演變成一場虎入羊群時，有一個人卻橫空出世。

遷都洛陽后，北魏朝廷對于整個北部邊境地區都采取了“散養”的狀態，在這種“自由”的氛圍下，保持強悍戰斗力的，可不是只有你們北境六鎮。

一個名字即將響徹天下：爾朱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