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收的《魏書》：一部品質(zhì)不錯的正史，為什么被罵了一千多年

公元544年秋，鄴城的晨霧尚未散盡，高歡在府邸設(shè)宴。觥籌間，他對身旁的文士輕聲囑咐：“我后世的身名，可全系于卿之筆。”這一句看似隨口的叮嚀，卻注定了《魏書》此后漫長而坎坷的命運，也把魏收推向了風(fēng)口浪尖。

魏收生于507年，籍貫巨鹿郡下曲陽，年少時曾想從軍，卻在一次舞戟時被同伴嘲笑“虎臂無力”，他于是轉(zhuǎn)身投向史書與策論。二十余歲便能一氣呵成千言文，敏捷的筆鋒在北魏末年的風(fēng)雨飄搖里頗受關(guān)注。534年前后，孝武帝與高歡的角力激化，魏收洞悉朝局，托疾稱病，躲過了陪葬的命運。東魏建立后，他投身高歡幕府，卻遲遲難得重用。直到高澄屬意，才把他送進史館，專司國史編纂。

北朝舊俗，修史是立國大事。自崔浩、李彪以來，北魏就對史籍編纂傾注極大精力：有《國記》、有《國史》，又有《起居注》。資料如此豐沛，給了魏收揮灑的底氣。天保二年，他著手撰寫《魏書》，三年后完成十二本紀(jì)、九十八列傳，再添二十卷志，合成一百三十卷，可謂蔚為大觀。

然而新書甫出，討伐之聲蜂擁而至。北齊的公卿、士族、功臣、一時間聯(lián)名攻訐，上千字的奏疏如雪片般飛向尚書省。有人氣急敗壞地沖到殿前拍案：“我祖上封邑三百戶，何以只提一筆？”也有人指責(zé)魏氏“穢史”，謂其“掩善揚惡”。文宣帝高洋原本想替愛才的魏收撐腰，卻被連番上奏攪得頭疼不已，只好舉辦公開辯論。史館堂上，面紅耳赤的世家子與魏收激烈交鋒，高洋干脆丟下一句“且聽他們吵夠”，作壁上觀。激辯三日，結(jié)果是沒結(jié)果——聲音最大的并非為了史實，而是為了門第榮辱與家族利害。

這正觸及《魏書》最大的死結(jié)：行文方式與門第利益的碰撞。魏收喜歡“合族立傳”，二十余人編成一篇，無論富貴貧賤一并列入。對那些以家世自傲、指望祖宗光環(huán)換取爵位的門生故吏而言，這無異于釜底抽薪。降了身份、淡了勛望，官吏選補、田土分配、婚姻匹配都要受影響，難怪呼聲震天。魏收的急性子又火上澆油，他怒斥質(zhì)疑者“敢共魏收作色”，以致“仇怨日熾”。不說也罷，一說便是千年惡名。

真正的贓證在哪里？歷來爭議集中的“陽固傳”“爾朱榮傳”常被拿來指責(zé)。《北齊書》《北史》記載陽固因貪暴獲罪，魏收卻言其“甚有惠政”。可查《北史》后可知，此案多半是政敵羅織。至于爾朱榮，“比之韋彭”“若修德義之風(fēng)”不過假設(shè)語氣，河陰之難的血債與暴行，魏收原文并未刪省。可惜后人口口相傳，只記得一句贊言，忘了前后篇章的逆耳實錄。

隋唐兩朝的質(zhì)疑，角度又變了。原因在于法統(tǒng)之爭。北朝分東西魏，各稱正統(tǒng)。魏收作為東魏、北齊之臣，自然奉東魏為嫡正；西魏、北周、隋唐卻要證明自己承繼的是“正朔”，于是對《魏書》里的一句“偽周”格外刺眼。隋文帝命魏澹重撰《魏書》，改易東、西魏的正當(dāng)性排序；唐朝修國史時也猶豫再三，終究沒推翻魏收本書，卻在官方史論里把“黨齊毀魏”的標(biāo)簽釘在他身上。從此，《魏書》幾乎成了“歪史”的代名詞。

但只要回到實證層面，這部書的分量難以抹殺。北魏三百年，資料散見各處，若無魏收搜羅、剪裁、編次，后世學(xué)者想必更難窺其全貌。唐人李延壽、孫氏父子在寫《北史》《新唐書》時都大量汲取其文獻，乾隆朝修《四庫全書》也將《魏書》收入《史部》“史記類”。南宋劉攽批評魏收“好為異同”，卻也承認(rèn)“文采可觀”；清代王鳴盛更直言，詆毀《魏書》者多從門戶視角出發(fā)，“好貨于黨同”，未必盡合史道。

魏收本人到頭來并未能逃脫政治命運。572年，他以六十六歲高齡辭世，身后淡薄，遺命簡單：“葬事畢，勿煩人。”既無豪華槨室，也沒過多陪葬，甚至連墓志都草草。可他的那支筆，卻替北魏留下了最完整的一份檔案；也正因如此，他挨罵的時間，比很多稱帝稱王的人還長。

罵聲能否蓋過史書價值？答案早在史料本身給出。翻開《魏書》，北魏的法制改革、孝文帝漢化、六鎮(zhèn)之亂、河陰之血，脈絡(luò)分明、人物生動。就算再挑剔，也難否認(rèn)這部書的“可讀”與“可信”。一千多年的爭議，實則映照的是門第經(jīng)濟、政權(quán)合法性與史家立場的角力。撥去塵埃，只剩卷帙浩繁的史料靜靜擺在那里，任后人取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