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策|經典何以重生：民族舞劇《紅樓夢》的創作范式與多維啟示

經典何以重生：

民族舞劇《紅樓夢》的創作范式與多維啟示

□ 方標軍

近年來，由江蘇大劇院出品，黎星、李超等青年藝術家主創的民族舞劇《紅樓夢》，以其非凡的藝術感染力和市場號召力，在舞臺藝術領域掀起了一場持續的現象級熱潮。自2021年9月首演以來，演出逾400場，吸引觀眾60余萬人次，屢創“開票即售罄”的票房紀錄，并先后榮獲“荷花獎”舞劇獎、“文華獎”劇目獎等中國舞臺藝術最高榮譽。這不僅是一部舞臺藝術作品的成功，更是傳統文化在當代實現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的生動范本。解構這一文化現象，可以為新時代文藝創作與傳播提供多維度的實踐參照。

該劇的現象級效應，源于它在四個維度上實現了突破性共振。

第一，受眾結構的代際“破壁”。該劇徹底扭轉了傳統文化經典在年輕群體中的“高冷”印象，實現了受眾的年輕化與大眾化。據江蘇大劇院調查統計，觀演群體平均年齡約27歲，大量“90后”“00后”觀眾身著漢服等傳統服飾“儀式感”滿滿觀劇，并在社交媒體形成持續的分享、解讀與二次創作熱潮。這標志著青年自發主導了一場經典文化消費復興，其深層原因在于作品精準構建了與青年情感同頻的傳播生態，本質上是青年一代通過藝術參與重構文化認同的社會行為。

第二，消費模式的時空“延展”。該劇催生了“為一部劇，赴一座城”的跨城觀演新型文化消費模式，實現了從單一演藝產品到綜合性文化消費場景的跨越。以南京駐演為例，超過80%的觀眾來自外地，顯著拉動了當地交通、住宿、餐飲及關聯文旅消費，使該劇從一個劇場藝術事件，升級為一個城市文化地標和文旅融合引擎。

第三，藝術評價的二元“統一”。該劇罕見地實現了藝術價值與商業價值的雙峰并峙。專業上，它獲得了從業界到政界的雙重權威認可；市場上，它創造了全國巡演“一票難求”的票房奇跡。這種藝術品質與市場反響的有機統一，打破了長期困擾行業的二元對立困局，其背后亦離不開“國潮”興起、文化消費升級的宏觀背景，以及出品方專業的品牌運營與市場策略支撐。

第四，敘事本體的媒介“躍遷”。該劇成功完成了從文學巨著到獨立舞蹈藝術作品的創造性轉換。它沒有拘泥于原著的情節鋪陳，而是以舞蹈本體語言，如“情緒流”敘事、“主題動作動機”塑造人物、對比蒙太奇結構高潮等，提煉并舞臺化呈現了《紅樓夢》原著的精神內核，使其成為一部具有獨立美學價值和強烈劇場感染力的舞蹈史詩。

這一系列特征共同指向了幾個核心命題：當代語境下，傳統文化經典何以重新贏得青年？舞臺藝術如何平衡審美追求與市場規律？跨媒介改編如何實現從“翻譯”到“重生”的飛躍？對這些命題的回答，構成了民族舞劇《紅樓夢》提供的深刻啟示。

啟示一

深度開掘中華美學精神

實現經典的當代詮釋

文藝創作的思想深度決定其藝術高度，而對中華美學精神的當代詮釋，為經典改編注入了靈魂。該劇的魅力，首先在于它成功捕捉并具象化了“虛實相生”的意境美學與“悲喜交集”的生命哲學。

該劇放棄了亦步亦趨的情節復述，以“金陵十二釵”的命運圖譜為結構主線，通過十二段風格迥異的女子群舞，構建起一座虛實交錯的“大觀園”舞臺宇宙。主創團隊巧妙運用中國古典舞“圓、曲、擰、傾”的形態特征，結合現代舞的空間調度，創造出“游園驚夢”的流動性敘事。在寶玉的獨舞“通靈之惑”中，演員以連續的旋轉與騰躍表現靈魂的掙扎，身后巨大的絹帛如云霧翻卷，既似襁褓又似枷鎖，將“赤子之心”與“世俗牢籠”的沖突視覺化。這種“立象以盡意”的創作思維，正是對中國傳統美學“得意忘象”理念的舞臺實踐，是“創造性轉化”的生動體現。

該劇沒有陷入“悲劇至上”的窠臼，而是在“千紅一哭”的底色中，探入了生命的熱度。“元妃省親”一幕，華美恢宏的儀仗與冰冷機械的禮儀形成殘酷對比；而接下來的“黛玉葬花”雙人舞，則通過落花與泥土的意象轉換，將個體生命的凋零升華為對自然輪回的詩意禮贊。這種“樂景寫哀”的反襯手法，深化了悲劇的層次，引導觀眾在審美體驗中完成對生命本質的哲學思考。

這一維度啟示我們，經典改編需要“雙重解碼”能力，既需深入原著，破解其文化密碼，包括歷史語境、哲學思想與藝術特色；又需精通當代舞臺的表達密碼，涵蓋身體語言、科技媒介與觀演關系。該劇集結了紅學研究、戲劇構作、視覺藝術等跨學科團隊協同創作，正是成功的關鍵。

啟示二

創造性轉化文學敘事

完成從文本到舞蹈的本體飛躍

將文學巨著濃縮為兩小時的舞臺表演，是最大挑戰。該劇沒有試圖成為小說的“插圖版”，而是以“情緒流”替代“情節鏈”，以“意象群”構建“世界觀”，完成從文學敘事到舞蹈敘事的創造性飛躍。

這種轉化首先體現在結構創新上。舞劇打破章回體線性敘事，采用兩幕十二場篇章，每一幕每一場既是獨立的情感單元，又通過主題意象的復現形成交響。例如，“花”的意象貫穿始終，從游園時百花爭艷的生機，到葬花時花謝花飛的凄美，再到沖喜時形如花瓣的紙錢，最后歸于“花魂”的虛無。這種“意象貫穿法”，既保留了原著的詩意內核，也為舞蹈賦予了連貫的視覺邏輯，是對文學文本進行“舞蹈化轉譯”的創造性實踐。

在人物塑造上，編導創造性地運用“主題動作動機”區分角色性格。黛玉的舞蹈語匯以古典舞的柔美為基底，但加入更多不穩定、不對稱的失衡姿態，表現其“孤高自許，目無下塵”的精神氣質；寶釵的動作則更為圓融、對稱，行進路線多弧線，體現其“隨分從時，端莊穩重”的處世哲學；王熙鳳的舞段則融合了京劇旦角的臺步與民間舞的潑辣節奏，一段“協理寧國府”的獨舞，僅憑急促的鼓點與凌厲的眼神調度，就將“粉面含春威不露”的管家威儀展現得淋漓盡致。

“寶玉大婚”的高潮處理尤其精彩。舞臺被分割為紅白兩個時空，一側是鑼鼓喧天的喜慶紅衣群舞，一側是黛玉焚稿斷癡情的白色獨舞。兩個時空通過寶玉的穿梭視角交替呈現，在黛玉氣絕的瞬間，紅衣隊列突然定格，漫天紅綢轉為蒼白。這種對比蒙太奇產生的戲劇張力，超越了語言的局限，將封建禮教摧殘人性揭露得入木三分。

這一維度啟示我們，舞蹈本體仍是情感傳達的核心。盡管該劇深度融合了多媒體技術，但最打動人心的，依然是純粹依靠身體表達的“肉身敘事”。技術應為藝術服務，而非凌駕于其上，這是所有舞臺藝術創新必須堅守的原則。

啟示三

平衡技術美學與藝術本體

實現跨媒介融合創新

當代舞臺藝術已進入“科技賦能”的時代，技術應用的成功與否，取決于其是否服務于藝術本體的表達。該劇在多媒體、舞美、音樂等方面的系統性創新，實現了“傳統美學現代化”與“技術手段隱形化”的平衡，是將傳統寫意美學進行“現代表達”的創新性發展。

舞臺設計借鑒了傳統戲曲“一桌二椅”的寫意精神，發展為多層次的智能景觀。中央的多層同心圓旋轉臺象征“輪回”；上方懸掛的可升降紗幕兼具投影與隔斷功能；背景的環形LED屏以動態水墨畫營造意境。在“太虛幻境”一幕中，旋轉臺、干冰霧氣與紗幕投影結合，實現了“人在畫中舞”的沉浸效果。

音樂創作以“主題動機發展”手法構建敘事。全劇以古琴泛音奏出的“紅樓主題”為核心，通過弦樂、民樂與電子音效的層次疊加，形成既古典又現代的聲音景觀。更巧妙的是對“無聲”的運用，在“黛玉之死”的高潮處，所有音樂靜默，只余紙張撕裂聲與演員喘息聲，這正是對中國古典美學“留白”技法的生動詮釋。

服裝設計同樣體現了“考據基礎上的創新”，300余套服裝參考了清代服飾形制、明代山水畫色彩以及《紅樓夢》文本中的服飾描寫，既滿足了舞蹈動作的需求，又成為角色性格的外化符號，是傳統工藝與現代審美融合的典范。

這一維度啟示我們，藝術創新需要持續深化技術融合。當前舞臺技術運用已相當成熟，下一步可探索更具交互性的多媒體呈現方式，使技術手段與表演藝術更有機地結合。同時，面對大量“回頭客”，可在保持作品主體框架不變的前提下，通過局部技術調整或針對不同巡演地點設計定制化方案，以保持藝術的新鮮感和針對性。

啟示四

創新創作組織模式

激發協同創造力

該劇現象級傳播的背后，是一套成熟的“創作共同體”模式。它采取了“總編導核心制+青年編舞團隊+學術顧問團”的協作機制，既保證了藝術風格的統一，又注入了多元的創作活力。

具體而言，該劇采用了“模塊化集體創作”模式。總編導把握整體美學與結構框架，同時成立多個創作小組，每組負責1-2個人物的深度挖掘與舞段設計，定期進行工作坊展示與集體研討。這種模式打破了傳統編導一人包攬的局限，既激發了青年藝術家的創造力，又使每個人物獲得了飽滿的細節支撐。管理上，出品方采取“策劃指導、出品支持、創作自主”的原則，在明確藝術標準與預算框架下，給予主創充分的藝術決策空間，這種“放手而不放任”的機制，有效保障了藝術純度與創新活力。

這一維度啟示我們，大型舞臺作品的創作需要打破個人高度集權模式，建立成效明顯的“創作共同體”。通過跨學科深度協作、激發青年創意、夯實學術支撐，形成聚合效應。同時，隨著巡演規模擴大，建立系統化的人才培養和藝術傳承機制顯得尤為重要，需通過制度化的工作坊和藝術指導，確保藝術品質的持續與提升。

啟示五

構建與青年共鳴的傳播生態

推動文化深度對話

該劇的成功，不僅在于舞臺上的完美呈現，更在于其精準構建了一套與當代青年情感同頻、與融媒體生態共振的傳播體系，并在此基礎上探索了文化對話的深度可能。

其一，情感共鳴與視覺化傳播。創作團隊敏銳捕捉到了“Z世代”的文化消費心理與情感需求。該劇聚焦青春、生命、自由等永恒主題，并通過現代視角的淬煉，精準擊中了當代青年的精神世界。在傳播策略上，它主動采用“美學可視化”手段，創造了大量適于社交媒體傳播的視覺記憶點，如“金陵十二釵”對稱群像、“黛玉葬花”唯美畫面等，這些內容自然轉化為短視頻平臺的爆款，形成了觀看、分享、討論、再創作的裂變式傳播鏈條。

其二，衍生產業與生態構建。該劇的IP運營超越了單一的演出范疇。出品方推出了系列國風插畫、AR節目單、數字藏品等衍生內容，并積極探索與文旅、教育、時尚等領域的跨界合作，逐步構建起一個立體化的紅樓文化消費生態。這啟示我們，未來可進一步完善產業鏈條，開發教育課程、數字內容產品、沉浸式體驗項目，并與高校、研究機構合作開展學術普及，讓藝術從一次性的觀賞體驗，升華為可持續的文化認同與生活方式。

其三，國際化表達與跨文化對話。該劇在新加坡演出，謝幕時觀眾經久不息的掌聲與社交媒體上的熱烈討論，證明了其在海外的感染力。基于中華美學精神的創造性表達，能夠超越文化差異，引發廣泛共鳴。作品有意識地弱化具體的時代背景羈絆，強化人類共通的命運情感與生命哲思，以國際通行的舞蹈劇場語言，傳遞出東方美學的寫意神韻，這為中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極具啟發性的范式。今后，文化輸出可以從單純的演出輸出，向深度對話升級。例如，針對不同文化背景的觀眾，簡化復雜的歷史文化背景解釋；建立多語種學術解讀體系；探索與國際知名藝術機構建立長期合作機制，推動更深層次、雙向度的文化互鑒。

熱現象也需要冷思考，在總結成功經驗的同時，有必要保持清醒的反思與前瞻。在藝術深度上，如何在追求視覺美感和情感共鳴的同時，更深刻地呈現原著復雜的哲學思辨？例如真與假、有與無的辯證關系，在該劇中多依賴視覺隱喻，其哲學深度尚有進一步挖掘的空間。未來的打磨提升，可考慮建立更深入的學者顧問機制，幫助主創團隊通過舞蹈語言展現更豐富的心理層次和思辨性，避免將深刻主題簡化為唯美畫面。

在人物塑造上，如何避免群像塑造的同質化？盡管十二釵各有主題舞段，但除了黛、釵、熙鳳等主要人物，其余女性角色的性格區分度仍可加強。后續創作中，可考慮為次要人物設計更具辨識度的“核心動作動機”或象征性道具，以呈現原著中對命運多樣性的深刻洞察。

傳播與市場的關系也需要進一步冷靜審視。可持續發展的根本，永遠在于作品本身不可替代的藝術價值與精神內核。如何警惕市場過熱對藝術初心的侵蝕，如何在長期巡演中保持每一場演出的藝術純度與情感濃度，是運營方面臨的長期課題。

民族舞劇《紅樓夢》的創作實踐及其引發的多維文化效應，已成為觀察當代中國文化創新活力的一個重要窗口。它昭示著，在增強文化自信、建設中華民族現代文明的時代征程上，豐富的傳統文化資源是我們最深厚的底氣。

最先鋒的創新，往往源于最深沉的回歸；最當代的表達，常常需要最傳統的滋養。該劇已完成“從0到1”的突破性探索，其提供的“創作共同體”模式、“肉身敘事”核心、“情緒流”與“意象群”的轉化方法，共同構成了一套可資借鑒的“美學范式”。未來則需要思考如何實現“從1到N”的可持續發展與深度沉淀。這要求它從一個令人振奮的“文化現象”，成長為一個時代的“文化記憶”；從一個備受喜愛的“演出IP”，升華為一種具有持續生長性的“美學范式”。

期待出品方和主創團隊繼續秉持“敬畏經典而不囿于經典”的創作態度，在細節處精雕細琢，在表達上勇于突破。也期待這一“江蘇大劇院現象”能如一顆火種，為舞臺藝術的創作、運營與傳播提供一套可參照、可發展的系統經驗，激勵廣大文藝工作者，在中華文明的沃土上，以當代匠心培育出更多千姿百態、直抵人心的創新之花，共同譜寫屬于這個時代的文化華章。

（作者系江蘇省藝術評論學會會長、江蘇省文化和旅游廳原一級巡視員、研究館員）

本版圖片由江蘇大劇院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