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盛頓郵報裁員30%，貝佐斯為政府合同自損？

《華盛頓郵報》這次裁員，不是轉型，是投降。

你以為它在跟技術潮流較勁，其實它在跟政治風向低頭。媒體最怕的從來不是虧損，而是金主換人。

《華盛頓郵報》一口氣裁掉30%員工，規模是300人以上。海外駐點從20多個砍到12個。體育部直接“團滅”，圖書部、日更播客也成了“傷亡名單”。

裁員謠言傳了“幾個星期”，記者們上周還在全球范圍內公開喊話。那句“Please Jeff, save the Post”聽著像求救。結果一夜之間，很多人就收到了“你被裁了”的通知。

這不是正常的組織優化，這是把前線當成本項，按按鈕清零。

管理層怎么解釋？執行主編對CNN說這是“reset day”，是重置，是再造。

聽著很體面，但問題是，重置的代價為什么要讓新聞能力斷崖式縮水？一個媒體把觸角縮回去，影響力就不是“重塑”，而是“退場”。

《華郵》這些年每年虧損數千萬美元，這是真問題。傳統媒體廣告被互聯網抽干，訂閱也在被“免費信息”和平臺算法擠壓。現在又疊加AI搜索，用戶習慣徹底變了。

前《華郵》執行主編Marty Baron說得更直白。他承認需要創新，但他要的是策略，不是砍人。他點出一點非常致命。裁員當天，貝佐斯“隱身”，出版商也“隱身”，只丟下一句“重置”。

這就很耐人尋味了。一個組織要轉型，最需要的是掌舵者公開說明路線。你不講路線，只講裁員，外界當然會理解為一件事。你急著止血，急著讓某些人安心。

而這家報紙，偏偏有個被寫在旗幟上的口號。“Democracy dies in darkness”。

現在看，諷刺感拉滿。因為最先被“黑暗”吞掉的，就是它自己的新聞力量和海外觸角。

變化的標志事件之一，是2023年貝佐斯任命英國高管Will Lewis為出版商兼CEO，隨后《華郵》出現一系列“政治姿態”的再調整。

最具象的一刀，是在2024年大選前11天，臨時取消對卡瑪拉·哈里斯的背書。

媒體的商業模式本來就脆，一旦核心用戶覺得你“變味”，退訂就是最直接的投票。然后報紙更虧，虧得更狠，就更要裁員。你看，這就形成死亡螺旋。

但貝佐斯真正的顧慮不在《華郵》本身，而在《華郵》可能給他帶來的政治成本。

亞馬遜有“大量政府合同”，尤其是云計算相關。再加上貝佐斯自己的航天公司Blue Origin，同樣離不開政府項目。

當企業的利潤引擎綁在政府采購上，你就很難保持“我想罵誰就罵誰”的媒體氣質。不是說他一定干預新聞，而是他會本能地降低沖突強度，減少不必要的“政治敵意”。

美國國防或“戰爭”部長Pete Hegseth去Blue Origin露面，貝佐斯在場，兩人談笑風生。

巧的是，這位官員又被描述為曾推動搜查《華郵》記者住所、扣押電子設備的人。

這畫面很魔幻。你一邊和權力中心的人握手寒暄，一邊讓自己旗下的媒體大裁員、撤海外、砍調查資源。你告訴我這叫“再造”？其實這叫“先把刺拔了”。

外界還注意到另一筆錢。亞馬遜媒體部門為一部關于“第一夫人”的紀錄片投入了7500萬美元用于授權和營銷。

7500萬美元是什么概念？對一個年虧數千萬美元的報紙來說，這筆錢足夠讓它多喘好幾年。

所以這事就變成一個非常尖銳的問題。貝佐斯缺錢嗎？他身價被提到約2500億美元，對他而言“幾十億”都可能只是“舍入誤差”。那他為什么還要這么狠裁？

答案只能是權衡。不是財務賬，而是政治賬、合同賬、風險賬。

媒體在他手里，是資產，也是風險敞口。過去《華郵》罵特朗普罵得狠，是一種立場，也是影響力。特朗普回歸后，這種立場可能就變成“負資產”。

美國所謂“新聞獨立”，在資本與政治的夾縫里，始終是條件式的。環境寬松時，獨立就像信仰。環境收緊時，獨立就變成成本中心。

從國際視角看，這對全球信息格局不是好消息。

《華郵》海外駐點從20+砍到12，意味著美國主流媒體的國際報道能力收縮。它報道得少了，不代表世界更安靜了，只代表敘事更集中、更容易被少數機構壟斷。

對我們中國讀者而言，這件事有兩層啟示。

第一，別把西方媒體神化成“天然正義”。它們也要活，也要算賬，也會在壓力下改口、改版、改立場。你看，它可以高舉口號，也可以一夜裁掉300+人。

第二，我們必須更重視自己的國際傳播與信息供給能力。別人收縮海外觸角時，恰恰是我們做好對外敘事、提供更立體全球報道的窗口期。信息戰從來不是喊口號，是長期投入，是體系能力。

《華郵》這波裁員只是開始，不是結束。只要訂閱繼續流失、AI繼續分流、政治風險繼續升高，它還會“再重置”。所謂重置，很多時候只是一次次把骨頭磨細，直到再也咬不動人。

媒體如果沒有勇氣，只剩生意，那它最終會失去兩樣東西。一個是讀者，一個是尊嚴。更諷刺的是，它失去尊嚴的時候，往往還自稱是在“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