慶幸當年未聽從許小年建議，否則中國將比現在落后20年

回望中國近二十年的跨越式發展，總有一個令人后怕的假設的：如果當年決策層全盤采納了許小年的保守主張，放棄高鐵、芯片、新能源等領域的重點布局，今天的中國會是什么模樣？

答案令人心驚——或許會比現在落后整整二十年，被牢牢鎖在全球產業鏈低端，在科技競爭中任人牽制。

這個曾在業內極具影響力的觀點，為何會暗藏如此大的風險？當年決策層的抉擇，又藏著怎樣的遠見與智慧？

先說明一點，我們不否定許小年的學識和研究能力。

他得過中國經濟學界最高的孫冶方獎，在宏觀經濟學、金融學領域有很深的積累，還在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中歐國際工商學院這些權威機構任職過，當年他的觀點，也影響了不少人。

但關鍵問題是，他當年提出的核心經濟主張，完全脫離了那時候中國的基本國情。

就是把西方發達國家的發展模式生搬硬套過來，忽略了中國作為發展中國家的獨特性，也忘了我們當時迫切需要發展的現實。

許小年當年最核心的想法，就是徹底不讓政府干預經濟，極力推崇純粹的自由市場經濟，反對政府任何形式的宏觀調控。

在他看來，政府調控經濟是主觀又不科學的，只會打亂市場本身的規律，甚至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我們國家推出4萬億刺激計劃，用來穩定經濟、拉動發展。

他也公開指責，說這個計劃是“浪費了調整機會”，還聲稱這會讓落后產能繼續存在，惡化經濟結構，透支后代的發展潛力。

他的意思很明確，中國應該徹底放開市場，政府不要再管基建、制造業、科技產業的發展，不用去扶持這些領域，讓市場“無形的手”完全說了算，哪怕短期內經濟下滑、老百姓就業困難，也是“必要的調整”，熬過去就好了。

可他根本沒看清，當年的中國，到底是什么樣的處境。

那時候，我們加入WTO沒幾年，產業基礎還特別薄弱，大部分企業都在做低端制造，比如生產衣服、鞋子、玩具這些，沒什么核心技術，高端產品、核心設備幾乎都要靠進口，被西方發達國家卡著脖子。

基礎設施更是落后得離譜，很多農村地區不通高速、不通高鐵，甚至有些偏遠地方連像樣的公路都沒有。

城市里的路網也很擁擠，物流成本居高不下，貨物運輸要花很長時間、花很多錢。

更關鍵的是，當時農村還有近億貧困人口，溫飽問題都沒完全解決，城鄉差距、區域差距也特別大，我們最迫切的需求，就是快速發展，盡快補齊基礎設施和產業的短板，讓老百姓過上好日子。

試想一下，如果當年我們真聽了許小年的建議，放棄政府干預，不再扶持基建、制造業和科技產業，后果不堪設想。

幸好我們沒聽他的，一直堅持推進基建建設，才有了現在遍布全國的高鐵、高速、機場和港口。

現在我們的高鐵里程已經達到4.5萬公里，占了世界的三分之二以上，高速公路里程18.4萬公里，穩居世界第一，實現了“縣縣通高速”“村村通公路”，老百姓出門越來越方便，貨物運輸也越來越便捷。

這些基建投入，不僅方便了大家的生活，還帶動了鋼鐵、水泥、機械等相關產業的發展，創造了大量就業崗位，讓無數農民工、產業工人有了穩定的收入，也為后來的脫貧攻堅打下了堅實的基礎。

要是聽了許小年的，我們可能至今還在為出門難、運貨難發愁，農村地區沒法融入全國市場，產業發展不起來，近億貧困人口可能至今還在溫飽線上掙扎。

再說說制造業和科技產業。

當年，我們的制造業面臨著西方發達國家的技術壟斷和產業擠壓，民營科技企業剛剛起步，沒錢搞研發、沒技術突破，國有企業也在轉型升級的關鍵期。

要是沒有政府的扶持、政策的傾斜和資金的支持，根本沒法和西方的大企業競爭。

許小年主張徹底放開市場，不讓政府扶持這些產業，說“市場會自動選擇優質產業”。

可他忘了，當時我們的企業還很弱小，在強大的國際資本面前，根本沒有競爭力，一旦徹底放開，只會被沖垮，我們永遠只能做低端制造，永遠要依賴進口高端設備、進口芯片、進口汽車。

幸好我們堅持了自己的選擇，推進“中國制造2025”，加大對高端制造業、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力度，出臺一系列政策支持企業搞創新、搞研發。

這些年，我們的新能源汽車、5G通信、人工智能、航天航空等產業快速崛起，新能源汽車的產量和銷量連續多年位居世界第一，5G基站數量占了世界總量的60%以上，航天領域實現了嫦娥探月、天問探火、空間站建成等重大突破。

這些成就的取得，離不開政府的科學引導和大力扶持，要是聽了許小年的建議，這一切都無從談起。

還有經濟總量和老百姓的生活水平，這也是最能體現我們選擇正確性的地方。

許小年當年否定政府宏觀調控的作用，認為GDP增長無關緊要，主張“忍痛調整”，哪怕經濟下滑也無所謂。

可他不懂，對于當年的中國來說，經濟增長是解決一切問題的關鍵，只有經濟增長了，政府才有更多財政資金投入民生、教育、醫療和科技。

只有經濟增長了，才能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只有經濟增長了，我們的綜合國力才能增強，在國際上才有話語權。

從官方公布的數據就能看出來，2003年到2023年，中國GDP年均增長7.9%，遠高于同期世界經濟3.0%的增速，GDP總量從2003年的13.7萬億元，增長到2023年的126萬億元，增長了近9倍，穩居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人均GDP從當年的1.03萬元，增長到現在的8.9萬元，我們從低收入國家躍升為中等偏上收入國家，老百姓的生活水平實現了質的飛躍。

現在，家電已經全面普及，每百戶家庭擁有汽車近50輛，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越來越高，恩格爾系數不斷下降，大家再也不用為溫飽發愁，而是追求更高質量的生活。

其實，許小年的錯誤，不在于他推崇市場經濟，而在于他把市場經濟神化了，陷入了“一刀切”的誤區，忽略了中國的基本國情，也忽略了發展中國家的發展規律。

西方發達國家的自由市場經濟，是建立在幾百年的發展基礎上，有完善的基礎設施、成熟的產業體系和健全的社會保障體系。

而當年的中國，還處于發展初級階段，市場體系不完善，市場調節本身存在自發性、盲目性和滯后性，沒有政府的引導和調控，只會陷入無序競爭，只會被西方發達國家牽著鼻子走。

我們不否認，中國這些年的發展，也出現過一些問題，比如部分領域的產能過剩、區域發展不平衡等，但這些都是發展中的問題，是前進中的問題，我們通過深化改革、優化結構、加強調控，都在逐步解決。

而許小年當年的建議，不是解決問題的良方，而是會導致問題的“毒藥”，因為它脫離了中國實際，違背了發展規律。

現在回望這段歷史，真的滿心后怕。

幸好我們堅持了自己的判斷，沒有盲目照搬西方模式，沒有聽從許小年的錯誤建議，而是結合中國國情，走出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道路。

既充分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激發市場活力，又更好發揮政府作用，彌補市場短板，兼顧公平與效率、發展與穩定。

正是這條道路，讓我們在短短二十年實現了跨越式發展，避免了落后20年的遺憾，也讓老百姓過上了越來越好的日子。

這不是運氣，而是我們尊重國情、堅持實事求是換來的成果，也是我們未來繼續發展的底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