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恒大更慘？王健林3年還債6000億，如今再賣48座萬達廣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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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71歲的王健林再度沖上全網熱搜榜單，此次并非因那句廣為人知的“先定一個小目標，掙它一個億”，而是以一次性處置48座萬達廣場的重磅動作，開啟新一輪戰略收縮與現金回籠。

消息迅速引爆輿論場，有網友感嘆：“這已不是甩賣，近乎清倉式離場，比恒大當年更顯悲壯”；也有聲音指出：“哪怕只剩一口氣，他仍在履約還債，這份擔當，在地產寒冬里尤為珍貴”。

無需站隊爭辯，只需還原時間線、比對決策邏輯、審視行為邊界，便能清晰辨識：王健林與許家印雖同處行業下行周期，卻分屬兩種截然不同的敘事——一個是被時代洪流裹挾卻始終握緊方向盤的守夜人，另一個則是主動駛離規則軌道終致失控的駕駛者。

王健林的還債之路

回溯王健林近年的債務化解進程，絕非簡單的資產變現，而是一場在多重圍堵中步步為營的生存突圍。

還記得2015年前后的王健林嗎？彼時他穩坐福布斯全球富豪榜華人榜首，個人凈資產達2600億元人民幣，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首富標桿”。

當時的萬達集團，堪稱商業地產領域的超級引擎，萬達廣場以平均“每六天落成一座”的驚人節奏在全國鋪開，“有萬達廣場的地方，就是城市新地標”成為深入人心的城市發展共識。

2015年萬達商業登陸港交所，市值峰值突破3000億港元；業務版圖橫跨全國超300座城市綜合體、十余座文旅城、數十家五星級酒店，并完成對AMC院線的全資收購，邁出全球化運營關鍵一步。

然而高速狂奔之下，隱性風險早已悄然累積——萬達長期依賴“借債建場—收租售房—再融資擴張”的閉環模式，杠桿率持續高位運行，資金鏈高度繃緊。

查閱萬達集團2016年度財報可見，其資產負債率常年維持在72.3%以上，遠超房企60%的安全警戒線；僅利息支出一項，每年就吞噬掉超過320億元現金流。

真正的風暴始于2017年。國家金融監管全面升級，“三條紅線”政策尚未出臺，但銀行信貸閘門已實質性收緊，房企融資渠道驟然收窄，萬達賴以生存的外部輸血機制戛然而止。

雪上加霜的是，2016年萬達商業從港股私有化退市時，與銀湖資本等機構簽署的對賭協議明確約定：必須于2018年底前完成A股IPO，否則需按約定價格回購全部股份，并承擔高額違約金。

一邊是融資斷供，一邊是剛性兌付壓力，雙重夾擊下，萬達流動性危機全面爆發。王健林從財富巔峰急速滑落，由“首富”轉為業內公認的“首負”。

據萬達商管2023年中期披露文件顯示，當時集團總負債規模一度逼近4200億元，賬面可動用現金僅余117.6億元，而未來一年內到期債務高達1792億元，資金缺口觸目驚心。

自2022年起，王健林啟動系統性資產優化計劃，這場戰略性退出持續整整三年。早在2017年，他就以637.5億元總價，將13個文旅項目及77家酒店整體轉讓給融創中國與富力地產。

這筆交易定價較市場評估值折讓38.2%，雖造成階段性賬面虧損，卻成功置換出近600億元凈現金流，為后續債務接續爭取了寶貴窗口期。

多次“甩賣”萬達

此后數年，資產處置節奏不斷加快：2025年初，萬達將旗下高端酒店管理平臺整體作價24.97億元轉讓予同程旅行；同步清空AMC全部股權，并剝離英國圣汐游艇公司等境外資產，即便面臨顯著折價也堅決執行。

2024年，萬達集中出讓26座成熟運營的商業廣場，其中上海五角場項目估值較2021年高點縮水41.6%，最終采用“首付+分期+業績對賭”組合方式完成交割。

而2025年5月公布的48座萬達廣場整體轉讓，則標志著輕資產轉型進入深水區。該批資產覆蓋北京、上海、廣州、成都等39座核心及強二線城市，總交易對價約為498.3億元。

接手方為太盟投資集團牽頭組建的戰略財團，成員包括騰訊控股、京東集團、陽光人壽保險等長期合作伙伴，體現資本市場對其運營能力的認可。

值得強調的是，此次交易并非徹底退出，而是轉向“品牌+管理+分成”的輕資產運營范式——萬達保留冠名權、招商標準、運營體系及品質監督權，每座廣場年收取固定基礎管理費約1980萬元至2050萬元不等，實現“資產所有權讓渡、核心能力持續輸出”。

據萬達商管2025年8月發布的《債務化解進展通報》，近三年累計清償各類有息債務達6023.7億元；集團整體資產負債率由2021年的89.4%下降至當前64.8%，財務結構趨于穩健。

但代價同樣沉重：截至2025年8月末，萬達體系內核心商業地產類資產存量不足鼎盛期的12%，優質存量項目幾近歸零；全國法院累計公布的被執行金額合計76.4億元；仍有1374.8億元有息負債尚未完成展期或置換，短期償債壓力依然突出。

此時公眾自然會將王健林與許家印并列比較，追問“誰更艱難”。答案其實非常明確：恒大之困，是系統性崩塌；萬達之痛，是結構性調整。二者不可簡單類比。

先看恒大的真實處境。根據恒大集團2025年7月向香港高等法院提交的清盤呈請補充材料，其經審計確認的總債務規模達2.41萬億元，相當于萬達當前全部負債的17.5倍。

目前清盤程序已啟動超18個月，但實質推進緩慢，全國范圍內仍有超1100個樓盤處于停工或緩建狀態，涉及購房者超210萬戶，衍生出大量群體性維權事件與社會不穩定因素。

和許家印截然不同的處境

許家印個人命運軌跡，亦早已偏離企業家基本倫理底線。2023年9月28日，他在廣州總部會議室被依法采取強制措施，現場仍試圖以“保交樓”為由拖延配合，甚至出現肢體抗拒行為。

監管部門后續通報顯示，早在2021年下半年恒大流動性風險初現端倪之際，許家印即通過復雜架構安排，將名下427.3億元資產轉移至前妻控制的離岸信托，完成事實上的資產隔離。

其設立于英屬維爾京群島的家族信托，不僅涵蓋多筆境外股權與不動產，更包含每年穩定派發6900萬美元收益的優先級票據，確保兩名子女生活水準不受企業危機影響。

更具諷刺意味的是，2018年許家印曾在公開場合宣稱“恒大愿意隨時無償捐獻給國家”，而同期其個人賬戶卻接收來自恒大體系的503.6億元分紅款，并悉數轉入上述離岸信托，將經營風險完全外部化。

2025年8月，恒大股票正式從港交所摘牌，許家印被證監會處以650萬美元罰款，并終身禁止參與境內及跨境資本市場活動，商業信譽徹底破產。

反觀王健林，盡管身處同等嚴峻的債務環境，其所有應對舉措均嚴格遵循契約精神與法律框架：未發生任何資產隱匿、關聯交易輸送或個人財產轉移行為；從未以“不可抗力”為由拒絕履行債務義務；始終堅持親自統籌重組節奏，拒絕任何形式的“躺平式逃避”。

即便在出售杭州拱墅萬達廣場過程中，他仍特別要求受讓方簽署員工安置承諾函，確保原512名一線服務人員全員續聘、薪資待遇不低于原有標準，切實守護基層勞動者權益。

更令人動容的是，2024年他主導出售位于北京長安街的萬達總部大廈，成交價較2019年購置成本折損逾29%，只為多籌措38億元應急資金，支撐全國廣場日常運維與債務接續。

還有一個鮮為人知卻極具象征意義的細節：本次48座廣場整體轉讓清單中，王健林親自劃掉了貴州丹寨萬達小鎮項目。該項目自2014年啟動以來，累計投入超23億元，帶動當地3176人穩定就業，稅收貢獻連續七年位居黔東南州首位。哪怕集團賬面最緊張時期，他也從未動過這一扶貧資產的念頭。

歸根結底，王健林的“困局”，是行業周期轉換與政策轉向下的被動承壓；許家印的“潰敗”，則是無視底線、漠視責任、挑戰法治的必然結果。前者尚存修復可能，后者已然無可挽回。

結語

當下萬達正處于輕資產轉型的關鍵爬坡期，新模式尚未形成穩定盈利閉環，能否穿越周期尚無定論；而恒大已實質性退出歷史舞臺，許家印身陷囹圄，留下的是難以彌合的社會信任裂痕與制度反思課題。

王健林與許家印的命運分野，恰是中國房地產黃金時代落幕的雙面鏡像：一面映照出部分企業盲目擴表、忽視風控、透支信用的集體短視；另一面則記錄下一位老派企業家在至暗時刻仍堅守契約、尊重員工、敬畏規則的底線尊嚴。

至于王健林能否等到真正意義上的“破曉時分”，或許無人能給出確切答案。但可以肯定的是，他沒有選擇捷徑，沒有拋棄責任，更沒有背叛初心——這份清醒與堅韌，本身已是這個時代最稀缺的企業家精神注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