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1985年本該是項南春風得意的時候。
七月份剛拿穩了福建省委一把手的帥印，按理說這一任期能安安穩穩干到十三大之后，怎么著也能再掌舵個兩年多。
可誰知道，下半年局勢陡轉直下。
沒過幾個月，因為那個轟動全國的“假藥案”，輿論鋪天蓋地砸過來，問責的風暴刮得人睜不開眼。
這位在八閩大地主政五年、以敢闖敢干出名的改革悍將，一下子栽進了職業生涯的深坑里。
沒多久，上面的處分決定就下來了。
這會兒，擺在他面前的路其實有兩條，這情景倒是耐人尋味。
第一條，也是圈子里心照不宣的老規矩：忍。
不少老同事苦口婆心勸他，意思很明白：只要低個頭，認個賬，雖說一把手的位置懸了，但工作還能接著干，級別待遇也都還在，畢竟上面也不想徹底不用他。
但項南偏偏選了第二條：不服。
他也是個硬骨頭，覺得這鍋不能亂背。
那些不是自己直接搗鬼、而且已經著手查辦的事，憑什么定性成個人的政治錯誤？
這一倔，直接讓局面僵住了。
如今再看，可能有人覺得他太軸，為了個名聲丟了封疆大吏的實權，劃不來。
可要是把日歷翻回1980年，看看他是怎么把福建這盤死棋下活的，你就會明白：正是這股子絕不低頭的勁頭，才讓他當年能把那些銅墻鐵壁給撞開。
咱們把鏡頭拉回1980年。
那時節，改革的大幕剛拉開。
廣東和福建作為排頭兵，班子都在調整。
廣東那邊任仲夷大刀闊斧，福建這頭卻有點施展不開。
項南是帶著尚方寶劍來的，掛帥常務書記主持工作，可原先的一把手只是去上海養病，名頭還在。
這局面，那是相當尷尬。
名義上的當家人不在，干活的是新來的空降兵。
更要命的是，那時候福建腦子里的緊箍咒比廣東緊得多。
就像副省長溫附山后來回憶的那樣，雖然“四人幫”倒了，但福建在老路上還磨蹭了兩年，哪怕開了十一屆三中全會，思想束縛還沒摘干凈。
雖然手里握著中央給的靈活政策，跟廣東一樣，可廣東早就撒開丫子跑了，福建連腿都不敢邁。
為啥？
怕唄。
怕走錯路，怕被扣上“走資”的帽子。
項南上任碰到的頭一只攔路虎，就是農村能不能搞包產到戶。
現在看這是常識，擱在當年的福建，那是碰都不能碰的高壓線。
畢竟六十年代安徽曾希圣搞“責任田”被打倒的教訓，像塊大石頭壓在干部心頭十幾年。
項南開會摸底，轉了一圈，心里直犯嘀咕。
底下人大多縮著脖子，既不說行也不說不行，就在那兒干瞪眼看著。
原來的老領導對這事也是態度模糊，上面沒動靜，下面誰敢亂動？
這就成了個死結：眼瞅著廣東吃肉，福建連湯都喝不上。
這時候項南得拿主意了。
選項A：求穩。
畢竟一把手還在，自己又是新來的，步子太大容易扯著蛋。
選項B：硬闖。
頂著被罵“走資派”的雷，把責任制推下去。
項南心里明鏡似的：要是為了保烏紗帽前怕狼后怕虎，福建的良機就真錯過了。
當時阻力大得很，甚至有人抬出上海養病的那位來壓人，暗示不支持。
而項南這個主持工作的卻要大干快上。
底下人懵圈了：到底聽誰的？
項南扔出一句硬話：“聽中央的。”
這不是打官腔。
他是拿尚方寶劍來破地方上的陳規陋習。
為了不誤農時，他沒工夫搞慢條斯理的思想工作，直接拍板定案。
這股雷厲風行的勁頭，一下子給基層吃了定心丸——天塌了有個高的頂著。
數字最能說明問題。
項南這一猛子扎下去，福建農村立馬活了。
也就是幾個月功夫，到1981年3月，全省絕大部分生產隊都搞起了責任制。
這速度在當時簡直不可思議。
這不光讓老百姓填飽了肚子，更要緊的是，把人們被禁錮的思想撕開了一道口子。
但這僅僅是個開頭。
到了1982年，項南正式接過了一把手的交椅。
緊接著，更難的考題來了：福建經濟這盤棋怎么下？
那時候福建窮得叮當響，要工廠沒工廠，要錢沒錢。
按老套路，想發展就得鋪攤子、搞重工業。
這也是不少內陸省份的慣性路子。
但項南轉了一圈發現，這條路在福建根本走不通。
要啥沒啥，硬要學人家搞大工業，純屬死胡同。
不走尋常路，那走啥？
項南把福建的家底翻了個底朝天，手里捏出了幾張別人沒有的王牌。
這就是后來叫得響的“山海經”——山、海、僑、特、政策。
這五樣是福建的獨門秘籍。
山多能搞多種經營，海闊能通商打漁，華僑能引資引智，特區是開放窗口，政策是尚方寶劍。
項南的思路很野：靠山吃山，靠海吃海，走自己的路。
他說，只要把速度提起來，經濟搞活，再加上思想工作跟上，福建就能起飛。
這眼光確實毒辣。
他沒跟兄弟省份拼鋼鐵水泥，而是專門搞外向型和特色經濟。
幾年下來，福建的氣象全變了。
廈門特區搞得紅紅火火，以前那些陳芝麻爛谷子的歷史問題也理順了，全省上下的腦筋算是徹底轉過彎來了。
溫附山后來評價說，福建真正甩開膀子大干，就是從項南這兒開始的。
可凡事有一利必有一弊，搞改革哪有不冒風險的？
項南主政這幾年，有人那是鐵了心支持他，佩服他的魄力；但也少不了有人給他使絆子。
動了別人的奶酪，打破了舊壇壇罐罐，難免泥沙俱下。
那個讓項南栽跟頭的假藥案，就是在這個節骨眼上爆出來的。
作為一把手，領導責任他認。
但要把這事上升到對他個人品質的攻擊，甚至要背個處分，那個當年敢拍板搞包產到戶的硬骨頭又回來了。
他心里那桿秤，一直沒變。
當年的賬是為了農民吃飯，哪怕擔風險也得干，因為那是對的；
現在的賬是為了清白，哪怕丟官位也不能認，因為那是錯的。
這種性格在官場上或許顯得太“方”，不夠圓潤，甚至有點不合群。
但他留下的，不光是枯燥的經濟報表，更是一種精氣神。
他用行動證明了，在大變革的年代，當家人不光要算經濟賬，還得會算歷史賬。
到了1987年，雖然他已經遠離了聚光燈，但他當年力推的包產到戶讓老鄉吃飽了飯，定下的山海戰略成了福建后來幾十年的地基。
有些決定，當時看不僅冒險還賠上了自己，可放在歷史的長鏡頭里一瞧，那才是最硬氣的選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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