害死吳石的谷正文，對女兒開槍，對女婿捅刀，去世時無一親人在場

1946年，戴笠的飛機在南京附近的山里撞成了碎片。

收拾這位特務頭子遺物的時候，新上任的毛人鳳翻開了戴笠一本從不離身的日記，一行字跳進他眼睛里，讓他心里咯噔一下。

“郭同震讀書甚多，才堪大用。”

戴笠看人，眼光又毒又準。

能讓他寫下這十個字的人，絕不是一般角色。

毛人鳳合上日記本，他知道，這個叫郭同震的，就是他要找的人，一把能辦臟活兒、能下死手的刀。

這個郭同震，就是后來改名換姓，讓無數人夜里做噩夢的軍統“活閻王”谷正文。

郭同震本是北京大學的學生，腦子里裝滿了救國救民的理想，甚至一度接觸過共產主義。

可歷史這東西，總愛開些要人命的玩笑。

他被捕后，沒扛住，選擇了另一條路。

毛人鳳要用的，正是這么個從理想主義的云端摔下來，心里再沒半點光亮的人。

他需要一個執行者，一個不問對錯，只管動手的人。

谷正文沒讓毛人鳳失望。

他就像一頭被放出籠子的餓狼，撲向了他曾經的同志。

他對華北地區的地下組織了如指掌，誰是誰的上線，哪個是交通站，他門兒清。

他帶著人，一個點一個點地拔，一個接一個地抓。

許多意志堅定的革命者，就是栽在了他手里。

據說他審人，從來不急，就像貓抓老鼠，先慢慢折磨你的精神，讓你看著身邊的人一個個倒下，最后再用酷刑撬開你的嘴。

他的“功績”很快就傳遍了整個軍統。

一次任務干得“漂亮”，毛人鳳當著眾人的面，拍著他的肩膀，半是欣賞半是忌憚地說了句：“你，比我還狠。”

這句話，對谷正文來說，比任何勛章都管用。

從此，他不再是郭同震，他就是“活閻王”谷正文。

他自己也毫不在意這個名號，甚至覺得是一種榮耀。

有人問他殺了那么多人，晚上睡得著嗎？

他歪著頭，輕描淡寫地反問：“殺個人，跟殺頭豬，有多大分別？”

在他的世界里，確實沒分別。

那間昏暗、潮濕、總是飄著血腥味的審訊室，就是他全部的人生舞臺。

他把人性的所有弱點——恐懼、痛苦、絕望——都變成了自己的武器。

他享受這種掌控別人生死的感覺，這種感覺讓他覺得自己是神，而不是一個背叛了過去的叛徒。

一個人要是在屠宰場干久了，身上那股血腥氣是肥皂洗不掉的。

谷正文就是這樣，他把審訊室里的那套規矩，原封不動地搬回了家。

他的家，不是躲避風雨的港灣，而是他權力的延伸，是另一個審訊室。

他的家人，就是一群不聽話就得挨收拾的囚犯。

他對親人，比對敵人還缺少耐心。

女兒敢頂一句嘴，他二話不說，拔出槍對著女兒的小腿就是一槍，子彈穿過去，留下一個血窟窿。

他看著女兒痛苦倒地，眼神里沒有心疼，只有一種“你看，不聽話就是這個下場”的冷漠。

女婿在飯桌上說了句讓他不順心的話，他抄起桌上的水果刀就捅了過去，正中對方的屁股。

這在他看來，不是家庭暴力，而是一種“規訓”，一種特務式的警告。

這樣的日子，誰受得了？

他的十個子女，長大后，一個個想盡辦法逃離他，跑得遠遠的，寧愿在外面吃苦，也不愿再看見這張臉。

兩任妻子，也都在精神崩潰的邊緣離開了他。

他親手把自己的家，變成了一座人人唯恐避之不及的孤島。

但這個魔鬼，偶爾也會流露出一絲讓人看不懂的“溫情”。

他大兒子做生意賠了本，欠了一屁股債，眼看就要蹲大牢。

已經退了休、沒了實權的谷正文，竟然主動跑去警察局，把所有罪名都攬到自己身上，替兒子坐了幾個月的牢。

外人看不懂，這是父愛嗎？

或許不是。

這更像是一個習慣了掌控一切的人，在用自己最后的方式宣示權力：你們的命運，無論是好是壞，都得由我來決定，哪怕是替你受罪，也是我的一種“恩賜”。

1949年，大勢已去，谷正文跟著國民黨敗退到了臺灣。

島上的歲月，磨平了很多人的棱角，但谷正文骨子里的那股狠勁，一點沒少。

只是沒了用武之地，他成了一個提著鳥籠、在公園里曬太陽的孤寡老頭。

可他不甘心就這么被人忘了。

時代變了，到了可以談論“白色恐怖”的年代。

許多當年的受害者出來控訴，許多當年的行刑者選擇沉默。

谷正文偏不。

他成了媒體的寵兒，一個另類的“網紅”。

他出了一本回憶錄，叫《白色恐怖秘密檔案》，書里把自己一輩子的血腥罪行，當成赫赫戰功一樣拿出來炫耀。

沒有半點懺悔，字里行間全是得意。

就連幫他寫序的李敖，都只能用“聰明、干練、奇宕、狠毒”來形容他，最后還補了一句，這人是“真正的怙惡不悛”。

他就像一個守著一堆驚天秘密、憋了幾十年的老頭，終于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他對著鏡頭口無遮攔，今天說鄧麗君其實是國民黨的情報人員，明天又言之鑿鑿地講蔣經國當年是怎么下令干掉章亞若的。

這些猛料，真假難辨，但足夠勁爆，讓他重新回到了公眾視野的中心。

他的兒子從美國打越洋電話，求他：“爸，您少說兩句吧！”

以前的老部下也來勸他：“長官，嘴上積點德，給我們留條后路。”

他全當耳旁風。

對他來說，這些“爆料”是他證明自己還“有用”、還“重要”的最后手段。

一個特務，如果連秘密都沒有了，那還剩下什么？

他不光說，他還做。

八十多歲的人了，成了街頭政治的狂熱分子。

他恨李登輝，覺得李登輝背叛了國民黨。

他組織人上街抗議，自己顫顫巍巍地爬上宣傳車，拿著大喇叭破口大罵。

甚至還自費買了張機票，飛到美國，在李登輝發表演講的康奈爾大學門口拉橫幅攪局。

那樣子，像一個從舊時代穿越過來的活化石，用一種近乎行為藝術的方式，宣告自己的存在。

當有人在集會上激動地喊著要干掉李登輝時，旁邊的谷正文卻慢悠悠地擺了擺手，表示反對。

別人以為他良心發現了，他卻冷冰冰地說出一句特務的行話：“殺掉他太簡單了。

關鍵是，怎么善后？”

直到生命快走到盡頭，他看世界的角度，依然是那個審訊室里的角度：考慮的不是對錯，而是成本和后果。

他總跟人念叨：“活得太久了。”

他最后的家里，只有三條不會說話、只會搖尾巴的老狗陪著他。

中風之后，他話也說不清楚了，身體徹底垮了，但那顆不甘寂寞的心還在折騰。

他讓人推著輪椅，每天必須出門，在街上看著人來人往，在咖啡館里一坐就是一下午，仿佛在徒勞地驅趕那深入骨髓的孤獨。

2007年，97歲的谷正文在醫院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氣，死因是多器官衰竭。

他一生抓捕、審訊、逼死了無數人，讓無數家庭妻離子散。

最后，他自己死的時候，病床前，空無一人。

他交代過自己的后事，不要墓地，不留牌位。

他說，把骨灰灑進大海，或者直接沖進馬桶。

這個曾經的“活閻王”，用這種方式，抹去了自己在這個世界上最后的痕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