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了南博事件通報后，我覺得《江南春》最好的歸宿是龐家

近日，南京博物院文物違規(guī)調撥事件的調查通報，如一石激起千層浪，將長期潛藏于文博系統(tǒng)光環(huán)下的管理沉疴與倫理危機，暴露于公眾視野。

這起事件不僅是一份違規(guī)記錄，更像一堂沉重而鮮活的公共課，顛覆了許多人對于博物館——這一文化殿堂神圣性的樸素認知。正如人們所驚嘆：“博物館（院）竟然還可以這樣‘玩’？”

尤其當官方通報冷靜勾勒出《江南春》離奇“失蹤”的七步曲時，其情節(jié)之荒誕、漏洞之顯見，足以構成一部現(xiàn)實版的《國寶流失記》。

通報揭示的《江南春》“旅程”，每一步都踩在制度與監(jiān)管的盲區(qū)之上，令人瞠目：

第一步：貪婪的窺見。1997年7月，時任南京文物公司總店書畫庫保管員兼銷售員的張某，見到了那幅本應被嚴密保管的《江南春》圖卷。它被違規(guī)調撥至此，標價僅25000元。在張某眼中，這不是國寶，而是巨大的利差。貪念既起，她與男友王某合謀，利用職務之便，親手將價格標簽偷改為2500元。

第二步：規(guī)則的規(guī)避。為規(guī)避“內部人員不得購買”的規(guī)定，也怕熟人認出，他們找來王某的同事陳某某作為“白手套”。同年7月8日，陳某某在張某操作下，以九折價2250元，輕易將這幅傳世名畫購入囊中。

第三步：痕跡的偽造與轉手。得手后，張某為掩蓋篡改價格的行為，在發(fā)票上刻意空置貨號、隱匿買家姓名，并將《江南春》含糊登記為“仇英山水”。隨后，王某謊稱此畫為“祖?zhèn)鳌保凳劢o字畫商陸某。最終，《江南春》與其他兩幅畫作以12萬元價格流入市場。至此，國寶完成了從公庫到私囊的關鍵一躍。

第四步至第七步：市場的沉浮。此后近三十年，這幅畫的命運在資本手中顛沛：2016年起，它被陸某三次質押給南京十竹齋公司；2019年因陸某無力贖回，畫作滯留于十竹齋；2021年，字畫商朱某購得此畫；直至2025年4月，它竟公然現(xiàn)身國內頂級拍賣行——嘉德公司的拍品名錄，險些被“合法”拍賣，徹底改姓易主。

這七步，步步驚心，環(huán)環(huán)相扣，無需任何文學演繹，其本身便是一部扣人心弦的警示錄。它殘酷地揭示：一個基層保管員的貪欲，加上內部監(jiān)管的全面失靈，便能像推倒第一張多米諾骨牌一樣，讓國寶歷經近三十年暗流洶涌，最終險些光明正大地流失。

沒想到，一個柜員可以擁有這樣的能耐，其他的人呢？

這堂“課”讓作為局外人的公眾猛然意識到，守護文明遺產的防線，有時竟脆弱如紙。

然而，這起事件刺痛人心的，遠不止于管理漏洞所展現(xiàn)的“術”的失敗。更觸及根本的，是南博作為公共文化信托機構在“道”上的嚴重失范，這直接動搖了其倫理根基。

事件的另一核心，是捐贈人龐增和家族的悲劇性遭遇。龐家基于對國家與文化的無限信任，將包括《江南春》在內的虛齋百余幅珍藏無償捐贈。可南博的回報是什么？是保管義務的徹底淪陷，致使珍品因內部失控而險遭永失；更是策展人龐鷗公開發(fā)表“子孫敗落到賣畫為生”的污蔑之詞，經法律認定為對捐贈家族的名譽侵權。

這種“受人之托，忠人之事”基本倫理的背叛，與“吃奶罵娘”何異？它寒的不僅是龐家的心，更是所有潛在公益捐贈者對社會公益體系的信心。

因此，當《江南春》歷劫歸來，關于其歸宿的討論，便必須超越簡單的“物歸原處”（指南博），而進入一個更為復雜的層面：如何彌補已產生的深刻信任裂痕？

從法理看，我國《民法典》為贈與合同設定了義務框架，受贈人不履行合同義務（如妥善保管、尊重捐贈人），贈與人有權撤銷贈與。南博的失職與侵權，已可能觸發(fā)這一法律條款。

從情理與道義看，讓一幅承載著被辜負的信任與家族傷痛的畫作，繼續(xù)留在使其蒙受風險并傷害其原主的機構，是否是一種二次傷害？讓《江南春》回歸龐家，是對一段被破壞的信托關系的正視與補救，是對捐贈人尊嚴與權益的鄭重捍衛(wèi)，其象征意義遠大于物質歸屬本身。

這并非鼓勵索回捐贈，而是強調博物館必須為其失范行為承擔相應的、包括信任喪失在內的嚴重后果。

人民日報“文物保護不容蛀蟲”的論斷振聾發(fā)聵。南博事件警示我們，“蛀蟲”不僅指竊取文物的人，更包括腐蝕制度、啃噬倫理的所有行為。清除具體“蛀蟲”后，修補體系漏洞、重建倫理規(guī)范、贏回公眾信任，是更為艱巨的課題。將《江南春》審慎地歸還龐家，可以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倫理信號與文化姿態(tài)：它宣告公益捐贈的神圣性不容玷污，宣告博物館的權威建立在盡責與敬畏之上，而非理所當然的占有。

南博的通報結束了調查，但未竟之事仍有很多。如員工舉報徐湖平的相關事項、輿論關注的徐鶯和徐湖平之子徐湘江等人的諸多疑問？等等，又問多了！

這堂由一起荒唐事件帶來的“公共課”，其核心教材正是那七步流失記。它告訴我們，文物保護絕不僅是高科技的庫房與宏大的建筑，更是每一道流程的嚴謹執(zhí)行、每一個崗位的敬畏之心，以及對待每一份文化托付的至誠倫理。

《江南春》最好的歸宿，或許正是成為一個永恒的警示標：唯有當制度的鐵壁與人心的溫度同在，法律的約束與道德的自覺共舉，博物館才能真正成為文明遺產安放身心的家園，而非風波不斷的失樂園。其最終落腳點，應在于通過徹底的自省與改革，讓此類“國寶流失記”永遠封存于歷史，而非不斷續(xù)寫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