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市早苗大勝，中日關系迎來雙重沖擊，中國應準備三大應對手段

2026年2月8日，第51屆眾議院選舉計票結果塵埃落定，最終以高市早苗的完勝告終。

自民黨單獨斬獲316個席位，遠超233席的半數門檻，加上執政盟友，執政聯盟的總席位更是達到了絕對穩定的352席。

這場勝利的意義遠超日本內政范疇。

高市早苗，這位被外界貼上“極右翼”、“鷹派”標簽的政治人物，不僅穩住了首相寶座，更獲得了一張通往“國家正常化”乃至“軍事大國化”的空白支票。

就在上個月，中國剛剛宣布針對日本軍事相關方的稀土及兩用物項出口禁令，雙邊關系本已緊繃至極限。

如今，隨著高市的勝選，中日關系最后的緩沖地帶似乎正在被推平。

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站在我們面前的已不再是那個在歷史問題上遮遮掩掩、在安保政策上小步快跑的日本。

這是一個準備將防衛預算沖向GDP 3.5%、立志成為世界第四大軍費國、并試圖在半導體和關鍵礦產上與中國徹底“脫鉤”的對手。

當東京不再掩飾野心

高市早苗的這次勝選，絕非偶然的民意波動，而是日本社會整體右傾化與美國戰略縱容共同催化的產物。

選前，近四成日本民眾反對提前大選，高市的個人支持率也一度搖擺不定。

就在這關鍵時刻，美國總統特朗普打破了外交慣例。

他在社交平臺上公開為高市站臺，這種赤裸裸的背書，直接向日本保守派選民傳遞了一個信號：高市是華盛頓“欽定”的盟友。

這種美日之間的互動，揭示了同盟性質的深刻質變。

過去的日美同盟，更多是“美主日從”，美國既利用日本，也在此限制日本的軍事野心，充當“瓶頸蓋”。

現在的局面完全不同，特朗普信奉的是赤裸裸的“交易主義”與“負擔分享”。

在他看來，只要日本愿意花大錢買美國武器，愿意在遏制中國的第一線充當“肉盾”，那么日本想要修憲、想要擁有進攻性武器，美國不僅不攔著，還會遞刀子。

高市政府正是抓住了這個窗口期，將其執政哲學從傳統的“專守防衛”徹底轉向了“攻勢現實主義”。

這種轉變的核心邏輯在于，不再將國家安全視為經濟發展的保障，而是將安全本身作為一種可以變現的戰略資產。

看看高市的施政藍圖，防衛預算提升至GDP 2%僅僅是個起點，她的幕僚團隊已經放風，下一步的目標是3.5%。

一旦這個數字變成現實，日本自衛隊的性質將發生根本性逆轉。

他們不再滿足于僅僅守衛本土，而是謀求具備對他國基地進行“先發制人”打擊的能力。

西南諸島的軍事部署正在瘋狂加速，導彈部隊進駐，彈藥庫擴建，這一切都指向一個假想敵——中國。

經濟領域同樣是高市“攻勢現實主義”的試驗田。

不同于以往日本商界在中美之間尋求平衡的圓滑，高市推行的《經濟安全保障推進法》不僅是防御性的，更是進攻性的。

她提出的“危機管理投資”計劃，通過巨額政府補貼，強制引導日本企業從中國撤離關鍵產業鏈。

在半導體制造設備、高端精密儀器以及特殊化學品領域，日本政府表現出的“脫鉤”意愿甚至比美國還要急切。

他們試圖構建一個“關鍵礦產俱樂部”，拉攏G7成員國，妄圖在稀土、鈷等戰略資源上繞開中國，建立一套排他性的供應體系。

這種做法的危險之處在于，日本正在主動切斷中日關系的“壓艙石”。

經貿往來曾經是緩和政治摩擦的潤滑劑，現在卻被高市政府視為必須割除的“風險點”。

當經貿聯系被政治意志強行撕裂，中日之間發生直接沖突的門檻將大大降低。

丟掉幻想后的三重反擊

面對這樣一個已經“圖窮匕見”的對手，繼續沿用過去“通過管理中美關系來間接制約日本”的邏輯已經失效。

特朗普為了美國的利益，隨時可能將日本作為博弈的籌碼，甚至樂見中日互耗。

中國必須立足于自身實力，構建一套獨立于中美關系之外的對日博弈新框架。

這套框架的核心，應當是“軍事威懾常態化、經濟打擊精準化、法律外交攻勢化”。

第一大手段，軍事與執法的“切香腸”式反推。

日本在西南諸島步步緊逼，試圖將“臺灣有事”與日本的“存亡危機事態”強行掛鉤。

對此，解放軍的應對不能僅停留在演習層面，而應將軍事存在轉化為常態化的行政執法與戰略威懾。

宮古海峽、大隅海峽不僅是國際水道，更是中國海軍進入西太平洋的咽喉。

既然日本要在這些海峽周邊部署反艦導彈，我們就必須增加艦隊穿航的頻率與規模，讓日本自衛隊習慣于中國軍艦在他們“家門口”的自由航行。

這種穿航不應只是簡單的通過，而應包含針對性的電子對抗演練與區域拒止演練，明確展示我們有能力在戰時切斷日本本土與其西南離島的聯系。

釣魚島海域的斗爭同樣需要升級。

海警的巡航執法已經常態化，下一步應當探索在釣魚島領海內進行更為具體的管轄權行使，例如對非法進入的日本漁船進行登臨檢查或驅離，對日本海保廳的船只實施更為強硬的擠壓。

我們要用實際行動告訴高市政府，任何在臺海方向的挑釁，都會直接導致日本在東海方向付出領土主權層面的代價。

這是一種“聯動成本”，必須讓日本感到痛。

第二大手段，經濟“手術刀”的精準切割。

2026年1月，中國宣布對日本軍事相關方的稀土及兩用物項出口禁令，這只是一個開始。

面對高市政府主動發起的科技戰與產業鏈圍堵，我們的反擊不能是大水漫灌式的全面制裁，而應是像外科手術一樣的精準打擊。

日本制造業雖然在某些高端領域擁有優勢，但其對上游原材料的依賴是致命的軟肋。

高市想搞“關鍵礦產俱樂部”，但礦山的勘探、開采到提煉需要數年甚至十年的周期，遠水解不了近渴。

中國應當嚴格執行出口管制，對于那些被列入清單的日本企業，不僅要禁止直接出口，還要建立全流程的最終用戶追蹤機制，防止其通過第三國轉口貿易獲得中國的稀土、鎵、鍺等戰略物資。

我們要瞄準日本的“痛點”產業。

日本的汽車工業正在向電動化艱難轉型，而中國掌握著電池供應鏈的核心話語權；日本的電子產業需要大量的高純度化學品，這些往往是中國產能占據主導。

通過合規性檢查、安全審查等手段，增加日本優勢產業進入中國市場的隱性成本。

這種經濟手段的目的，不是為了徹底斷絕貿易，而是要“以打促談”。

我們要迫使日本商界感受到切膚之痛，讓他們意識到高市的激進政策正在砸他們的飯碗，從而在內部形成對高市政府的牽制力量。

商業利益是日本右翼政客無法完全無視的底牌。

第三大手段，激活“敵國條款”的法理與地緣圍堵。

在外交與國際法層面，中國手里握著一張長期未被充分利用的王牌——《聯合國憲章》中的“敵國條款”。

雖然日本多年來一直試圖通過“入常”來洗白二戰戰敗國的身份，但“敵國條款”依然具有法理效力。

針對高市早苗修憲擴軍、參拜靖國神社等挑戰戰后國際秩序的行為，中國應當在聯合國等國際場合，聯合俄羅斯、韓國以及東南亞受害國，高調重申“敵國條款”的現實意義。

我們要將日本定義為“戰后秩序的破壞者”和“地區和平的麻煩制造者”。

這不是簡單的口水戰，而是要占據道德與法理的制高點，讓日本在謀求“政治大國”地位的道路上寸步難行。

地緣上，我們要實施“圍點打援”策略。

高市試圖構建“對華包圍圈”，我們就要反其道而行之。

強化與韓國的經濟文化聯系，利用日韓在歷史問題上的固有矛盾，阻止美日韓三邊同盟的徹底固化。

深化與東盟國家的利益捆綁，特別是與越南、印尼等國在基礎設施和產業鏈上的合作，讓東盟國家清楚地看到，跟隨日本對抗中國不符合他們的國家利益。

對于美國，我們則要利用特朗普的“商人屬性”。

既然他看重利益交換，我們就可以通過在其他領域的經貿合作，換取美國在某些時刻對日本右翼冒險行為的“默許制約”或“消極支持”。

只要美國不無底線地為日本兜底，高市早苗在采取極端行動時就必須三思而后行。

高市早苗的勝選，確實給中日關系帶來了雙重沖擊，官方對立加劇，民間互信崩塌。

但這并不意味著中國無牌可打。

恰恰相反，這讓我們徹底丟掉了對日本“鴿派”回潮的幻想，能夠更加心無旁騖地通過實力來重塑雙邊關系。

參考資料：
日本眾議院選舉最終結果公布
2026-02-09 07:03·光明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