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老總受邀到兒子陳昊蘇的學校演講，吃飯前卻大怒：陳昊蘇是誰？

一九五〇年冬，黃浦江畔寒意正濃。剛剛就任上海市長的陳老總披著那件穿了三年、袖口磨白的呢子大衣，匆匆踏進市政廳。事務堆成了山，偏偏老家的雙親也遠道而來。他在日記里寫下幾個字：“公私分，方能行遠。”

父母第一次到上海，人生地不熟。街巷里夾雜的滬語、英語、法語，把兩位四川老人聽得一頭霧水。陳老總抽不出時間陪伴，職務所限，他更不想讓父母在公家招待所住得太久。堂弟看不過眼，悄悄借用他的名義開來一輛公車，載著倆老人逛豫園、外灘，足足玩了兩天。

車子一回到機關大院，陳老總把堂弟叫進辦公室，沒有拐彎抹角：“公車是誰批的？”堂弟訕訕解釋，他只聽到一句話——“家事不能占公家便宜。”幾句話，情面已盡，卻不留余地。堂弟羞愧難當，自寫檢討，硬貼在辦公室的公告板上。自此，親友再無人敢提“借車”一事。老兩口后來回了四川，分別時陳老總說：“別給娃子惹事，兒女自有兒女福。”先約法三章，再轉身進了會客室繼續談判接管銀行的細節。

這樣的棱角，也磨在對子女的教養上。三個孩子上學，從不見專車接送。天寒地凍，照樣騎著锃亮卻廉價的鳳凰牌舊車。大兒子陳昊蘇曾在日記里寫過：“衣裳是兄弟輪番穿，補丁摞著補丁，爸爸說‘長征時這已經算奢侈’。”秘書看不下去，提議為孩子買件新棉襖，被老總一句“艱苦勝于華服”擋了回去。有人悄悄議論：這哪像當年那位攻下大上海的司令，倒像陜北來的老游擊隊。

若把鏡頭再往前推一年，一九四九年四月，北平城內剛剛禮讓和平，而長江南岸的局勢卻如弦上之箭。中央決定上海解放后必須立刻筑牢地方政權。會上擺出兩個名字：劉帥與陳老總。劉帥橫刀立馬，軍事天才；陳老總兼擅政治，久歷統戰。毛主席沉吟片刻，放下手中煙袋：“上海，陳老總去。”一句定音，東海之濱的爛攤子，便成了這位川中硬漢的主場。

數年苦心經營，金融秩序穩住了，糧油市場活了，長江口的船只重新汽笛長鳴。可越到局面見好時，陳老總越不允許自己松懈。他常說，上海是世界櫥窗，一點差錯都可能放大成風波。謹慎之名，也就這樣傳遍了系統上下。

時間很快來到一九五八年三月，北風尚未退場，北京城卻早早受到了春雷的催促。北京四中門口貼出了大紅標語：“歡迎陳老總蒞臨演講”。校長笑得合不攏嘴：學校里正好有位高材生——高三（四）班的陳昊蘇，那可是老總的長子。老師們揣測：這次能請動陳老總，興許就是托了這層關系。

禮堂里座椅重新擺放，最前排第一張桌子專門貼了名字條——陳昊蘇。上課鈴響，同學們魚貫而入。陳昊蘇見狀直皺眉，他小聲對引導員說：“我就在后排坐著，別鬧特殊。”對方愣住，以為這孩子謙虛，勸道：“見見父親，他肯定高興。”陳昊蘇只是搖頭。

午間，演講結束。陳老總與師生談論新中國的建設，問起“英語教學如何”“實驗設備夠不夠”。他一句沒提自家孩子，倒把伙食標準、宿舍取暖記在心頭。臨近就餐，秘書低聲匯報：“校方想安排您和昊蘇同桌。”老總腳步微頓，旋即眉頭一擰，聲音低沉而銳利：“陳昊蘇是誰？哪個班的學生？”七個字落地，走廊里空氣像被瞬間抽空。站在一旁的教導主任額頭沁汗，這才明白校方的“小心機”碰了鐵板。

老總轉身囑咐：“學生代表該來，就按成績排，不要因為我亂了規矩。”秘書忙不迭點頭。最終，午餐照常在簡樸的學生食堂進行，老總掏出兩角錢自己買單，一葷兩素，再要了碗青菜湯。窗外柳枝輕曳，禮堂中剛掛起的橫幅還在微微晃動，陳昊蘇卻依舊夾在同學中間，小口喝著白菜湯，心里五味雜陳。

這場小小風波隨后在校園里傳為佳話。有人說陳老總太過苛刻，可也有人私下佩服——不以親疏廢公義，正因如此，進城十年，上海灘始終穩如磐石。那一聲“陳昊蘇是誰”，不是否認親情，而是告訴在場每個人：紀律和家國之別，絕不含糊。

陳老總晚年曾回憶，最欣慰之事，并非執掌一方，而是“子女能自立，不倚父蔭”。陳昊蘇后來成為外交戰線的干將，也常被問起那天的情形，他笑答：“父親當時的眼神，比在戰場下達進攻命令還鋒利。”一句玩笑，卻道出一種家教——嚴肅、節制、把私情鎖在門內，把公義擺在桌面。

那日演講結束后，四中的學生用自家伙食票包了幾塊紅燒肉，硬塞給老總。他擺手連連，卻見孩子們眼里掩不住的期待，只好收下又轉贈給炊事員。“讓大家多打點菜。”言罷拎著那件舊大衣，跨出校門，車未發動，他已戴起那頂老棉帽，風里步履依舊矯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