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張愛萍得知羅瑞卿之子失蹤后，找到羅箭：你怎么不告訴你爸爸

1964年7月，羅布泊沙暴剛停，臨時指揮所仍燈火通明。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盯著墻上的倒計時牌，忽然想起幾個月前在北京聽到的一句玩笑——“我那大兒子失蹤了”。他皺了皺眉，吩咐警衛去取第六試驗隊花名冊。

花名冊很快翻到“羅箭”兩字，后欄標著“進場日期：五月，保密級別：絕密”。張愛萍笑了：小子竟在眼皮底下。可軍令如山，他還是決定親自去看看。

一輛嘎斯吉普顛簸著駛向野外工棚。烈日當頭，羅箭正把測線綁牢，汗水順著下巴直淌。張愛萍沒打招呼，上前拍了拍他肩膀：“年輕人，干得帶勁兒啊！”

羅箭抬頭，愣了一秒，立正敬禮。張愛萍壓低聲音：“你爸爸以為你人間蒸發了，你怎么連封家書都沒有？”羅箭憨憨一笑：“紀律規定，不許泄密。咱得聽您的嘛。”氛圍頓時活絡。

這場父子“失聯”只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背后眾多保密故事的一個側面。時間撥回1938年4月，延安窯洞里誕生一個嬰孩。父親羅瑞卿忙得腳不點地，給名字都抽不開身，同學任白戈隨口稱“小卿”。念小學時，孩子嫌“卿”字筆畫太多，自作主張改成“青”。

戰火正酣，父母常年在前線，小小羅青被寄養在做豆腐的老鄉家，不久轉進中央保育院。窯洞深處，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成了玩伴，朱德夫婦隔三差五來看孩子，揚琴聲在月光下回蕩，為童年添了暖色。

1945年抗戰勝利，羅瑞卿把家人接到張家口，又遷到阜平南莊。榮臻小學的大通鋪里，羅青白天聽老師講電磁感應，晚上趴在油燈下拆罐頭盒做收音機，理工興趣那時已露端倪。

北平解放后，學校改名“八一”。羅瑞卿把家規貼在墻上：踏實做人，絕不脫離群眾。工作再忙，他也要翻看子女作業，常提醒：“別當空頭司令。”這句話后來伴隨羅青終生。

1958年高考，羅青果斷選擇理工方向。陳賡建議他報考中國科技大學，他欣然照辦。在科大，他第一次系統接觸核物理，讀到原子能資料時兩眼放光。1961年寒假，與哈軍工同學的一番長談讓他決心轉學，恰逢中央抽調優秀生，調令順利批下，他也把名字正式改成“羅箭”。

哈軍工生活緊湊。早操背槍，夜晚研讀波恩方程。1961年底陳賡去世，全校默哀三分鐘，羅箭暗下決心：要把槍桿子插進實驗室。1963年畢業，他被分到某基地第六研究所，代號9211。

1964年5月進入羅布泊，他像蒸發在沙海，家里再無半字消息。總參會議上，羅瑞卿隨口的一句“我兒子失蹤”引得哄笑，卻被張愛萍牢牢記住，于是才有沙漠深處那場突然的“約談”。同年10月16日14時59分，巨大的蘑菇云升起，羅箭在掩體里記錄最后一組數據。

成功電文飛回北京，羅瑞卿拿到一份白色加密紙條，“任務完成，已立三等功”。他只是吩咐警衛訂了全聚德。幾日后，羅箭背著行囊回到家。羅瑞卿拍了拍兒子：“繼續低調，功勞是集體的。”語氣淡，卻掩不住目光里的欣慰。

此后，羅箭在國防科研、政治部、組織部幾度輾轉，不管崗位如何變化，他始終保持工程師的認真。朋友問他最珍貴的家訓，他笑道：“就兩句，聽指揮，不擺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