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7月,羅布泊沙暴剛停,臨時指揮所仍燈火通明。副總參謀長張愛萍盯著墻上的倒計時牌,忽然想起幾個月前在北京聽到的一句玩笑——“我那大兒子失蹤了”。他皺了皺眉,吩咐警衛去取第六試驗隊花名冊。
花名冊很快翻到“羅箭”兩字,后欄標著“進場日期:五月,保密級別:絕密”。張愛萍笑了:小子竟在眼皮底下。可軍令如山,他還是決定親自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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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輛嘎斯吉普顛簸著駛向野外工棚。烈日當頭,羅箭正把測線綁牢,汗水順著下巴直淌。張愛萍沒打招呼,上前拍了拍他肩膀:“年輕人,干得帶勁兒啊!”
羅箭抬頭,愣了一秒,立正敬禮。張愛萍壓低聲音:“你爸爸以為你人間蒸發了,你怎么連封家書都沒有?”羅箭憨憨一笑:“紀律規定,不許泄密。咱得聽您的嘛。”氛圍頓時活絡。
這場父子“失聯”只是中國第一顆原子彈背后眾多保密故事的一個側面。時間撥回1938年4月,延安窯洞里誕生一個嬰孩。父親羅瑞卿忙得腳不點地,給名字都抽不開身,同學任白戈隨口稱“小卿”。念小學時,孩子嫌“卿”字筆畫太多,自作主張改成“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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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火正酣,父母常年在前線,小小羅青被寄養在做豆腐的老鄉家,不久轉進中央保育院。窯洞深處,劉伯承的兒子劉太行成了玩伴,朱德夫婦隔三差五來看孩子,揚琴聲在月光下回蕩,為童年添了暖色。
1945年抗戰勝利,羅瑞卿把家人接到張家口,又遷到阜平南莊。榮臻小學的大通鋪里,羅青白天聽老師講電磁感應,晚上趴在油燈下拆罐頭盒做收音機,理工興趣那時已露端倪。
北平解放后,學校改名“八一”。羅瑞卿把家規貼在墻上:踏實做人,絕不脫離群眾。工作再忙,他也要翻看子女作業,常提醒:“別當空頭司令。”這句話后來伴隨羅青終生。
1958年高考,羅青果斷選擇理工方向。陳賡建議他報考中國科技大學,他欣然照辦。在科大,他第一次系統接觸核物理,讀到原子能資料時兩眼放光。1961年寒假,與哈軍工同學的一番長談讓他決心轉學,恰逢中央抽調優秀生,調令順利批下,他也把名字正式改成“羅箭”。
哈軍工生活緊湊。早操背槍,夜晚研讀波恩方程。1961年底陳賡去世,全校默哀三分鐘,羅箭暗下決心:要把槍桿子插進實驗室。1963年畢業,他被分到某基地第六研究所,代號92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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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5月進入羅布泊,他像蒸發在沙海,家里再無半字消息。總參會議上,羅瑞卿隨口的一句“我兒子失蹤”引得哄笑,卻被張愛萍牢牢記住,于是才有沙漠深處那場突然的“約談”。同年10月16日14時59分,巨大的蘑菇云升起,羅箭在掩體里記錄最后一組數據。
成功電文飛回北京,羅瑞卿拿到一份白色加密紙條,“任務完成,已立三等功”。他只是吩咐警衛訂了全聚德。幾日后,羅箭背著行囊回到家。羅瑞卿拍了拍兒子:“繼續低調,功勞是集體的。”語氣淡,卻掩不住目光里的欣慰。
此后,羅箭在國防科研、政治部、組織部幾度輾轉,不管崗位如何變化,他始終保持工程師的認真。朋友問他最珍貴的家訓,他笑道:“就兩句,聽指揮,不擺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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