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都機場掌舵人的極刑之路：下班飛澳門一夜輸600萬，調公款平賬

2004年12月的一個深夜，北京首都機場跑道上最后一架航班剛剛滑入機坪，時任集團總經理的李培英卻已坐進一輛轎車，車燈一閃，很快消失在環路的霾夜里。車里，司機低聲問：“李總，今天還去澳門嗎？”他只回了一句：“照舊。”不到三小時后，珠江口的夜空里，一架直升機掠過霓虹，他已經抵達葡京賭場。

賭臺旁的籌碼堆得像磚塊，李培英推開袖口，幾分鐘就抹掉了兩百萬。對旁人而言這數字足以驚心，他卻神情平靜，仿佛下注的不是現金，而是一顆骰子。凌晨五點，輸贏已難統計，賬面虧空六百萬元。類似的場景，從1995年到2005年出現過無數次。每一次，他都能準點返回辦公室，坐在落地窗前開例會，像什么也沒發生。

1950年10月8日，李培英出生在河北廣平縣一個農家。十八歲入伍，通信連的兵就是他最早的身份。復員后，他考進民航十四航校，再被分配到民航北京管理局，從安檢、調度干起，整整十七年。不少同事回憶，那段時間的李培英勤快、話少，似乎和“豪賭”二字沾不上邊。

轉折出現在1989年。那一年，他接任首都機場公安分局局長，隨團赴美考察，第一次踏進拉斯維加斯。燈光、籌碼、輪盤聲，像打開另一扇門。回國后，他迅速結識了在港澳活動的中介“馬仔”。從此，每逢周末或者公事途經香港，他都會“順路”去澳門“調整心情”。

官階隨之遞升。1995年，他已掌管機場集團內要害財務。一張簽字，就能調動上千萬流動資金。也就在這一階段，他第一次動手挪用公款——四千萬元轉入王政控制的廣聯公司，外包裝是“委托投資”。幾年后，賬上出現窟窿，他用降低收益率的方式把同樣數額的錢“補回”，數字對平了，痕跡卻埋下。

1995年至2003年的八年間，檢方最終認定：李培英貪污八千二百五十萬元，受賄兩千六百六十一萬余元，合計超過一億元。巨額資金的去向，除了補漏洞，就是流向賭桌。澳門方面保守估計，他個人直接輸錢三千余萬元，其中大半由商人麥炳輝代付。為了回報“朋友”，他又批出三千五百萬元公款交給麥炳輝在深圳的殼公司。錢來錢去，煙消云散。

2003年底，他被正式任命為首都機場集團總經理。任期前兩年，集團完成股份制改造，在香港上市；天津、重慶等八家機場先后納入資本矩陣。外界只看到擴張與光環，卻沒人想到，快速并購帶來的復雜賬目正是他掩藏資金流動的天然幕布。

有意思的是，2004年崔民權挪用公款案爆出，李培英第一次真切感到“危險”。他口中那句“我的虧空比較大，能不能把你的項目和資產轉給我一部分”，正是對劉青山的花言巧語。劉青山把資產過戶后，案件線索突然沉寂，他卻再無翻身余地。那一億資產最終成了李培英“補洞”的磚塊。

2006年，華聞公司負責人王政被羈押。不到兩周，首都機場拋出11.2億元的收購協議，準備吞下華聞3億股。表面是產業整合，實則是打算用上市公司資金將數十億元壞賬“洗白”。然而陰差陽錯，民航總局要求李培英卸任，交易擱淺。機會稍縱即逝，漏洞徹底暴露。

2008年7月，中央紀委、最高檢同步展開調查。彼時他仍堅信“退還即可保命”。短短幾周，案卷核定的賄款、賭債、挪用資金已難以統計。“沒有現金就抵項目，沒有項目就抵股份”，他手忙腳亂地清理，卻始終無法湊齊缺口。

2009年2月6日，北京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一審宣判：李培英犯貪污罪、受賄罪，數額特別巨大，情節特別嚴重，判處死刑，立即執行。同年7月15日，同屬央企高管的陳同海一案宣判死緩，兩起案件形成鮮明對照。區別在于陳退還全部贓款且立功，而李培英退贓未足額、亦無實質性立功表現。

刑場之日，天剛破曉。獄警問他還有何話可說，他沉默良久，只嘆息一句：“悔之晚矣。”隨后走向那條無法回頭的道路。

不得不說，一位從農家少年、基層兵，到手握上百億資產運營權的央企巨頭，如果守得住底線，本可平穩告老。他偏偏把權力當成籌碼，把公款當成籌碼池，豪賭十余年，終究輸光了一切。時代的洪流滾滾向前，留下的，不過是一紙判決和一念貪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