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希漢之子周抗援，與父親一起江釣：他只留下了一片魚鱗

1959年初夏的一個清晨，北京城剛現(xiàn)魚肚白，西直門外的玉河岸邊已立著一位中年軍人。他的外套拉鏈沒合，袖口卻熨得筆挺。有人認出他是時任海軍某機關(guān)領(lǐng)導(dǎo)周希漢，卻更感興趣他手中那根羅漢竹魚竿。隨行的小男孩不時把腳尖探進河水里，吹著口哨。后來證明，這個孩子就是周抗援。父子第一次結(jié)伴釣魚的畫面，自此牢牢嵌進了他的記憶。

時間往前推八年，1951年，抗美援朝第二個冬季，周家添了第四個兒子。名字取作“抗援”，既紀念這場保家衛(wèi)國的戰(zhàn)爭，也寄望男孩心懷大義。小孩不懂深意，卻在長大后一次又一次被名字提醒：別光考慮自己。

進入困難時期，細糧憑票，肉更難見。五個孩子排排坐，人人眼巴巴盯著鍋里的玉米糊。偏偏父親指標高于常人，分到的白面饅頭要誘人得多。可周希漢經(jīng)常把饅頭剖開，遞到孩子手里，自己撈幾根咸菜下粥。一旁的警衛(wèi)員暗暗咂舌，周抗援卻慣以為常。飯后父親擦擦嘴角，輕描淡寫一句：“男娃長身體，別餓壞了。”

1961年，老戰(zhàn)友支招——院里能否養(yǎng)頭豬？說干就干，一只黑白花小豬被抱進周家后院。豬吃食雜，糧票不夠，就添菜葉、泔水。四處忙碌的軍人周希漢，晚間還要挽袖清理豬圈，肩章和泥點同在，一點也不違和。豬長到百來斤，正值中秋。孩子們盤算著煎排骨、燉紅燒。刀起肉落，父親卻把大半塊分裝進報紙袋，親自提去機關(guān)食堂，“給戰(zhàn)士們加個菜”。剩下的只是下水和骨頭。看著一桌清湯，老炊事員嘀咕：“賠錢賺吆喝。”周抗援附和，被父親凌厲的目光制止。那目光不帶怒火，卻讓人羞愧難當。

1968年，知青潮起。海軍機關(guān)把報名表發(fā)到各家，周希漢替孩子們一股腦填好，目的地寫山西汾西。夜里燈泡昏黃，他和周抗援促膝談心，足足講了六個鐘頭：什么是勞動，什么是群眾，什么是鍛煉。少年硬是靠打水井的粗活悟出了“土里刨食”的滋味。翌年冬末，空軍到村里招飛行勤務(wù)兵，周抗援報名通過。消息傳到北京，周希漢抖落筆帽，在小筆記本扉頁寫下十六個字：繼承傳統(tǒng)，艱苦奮斗，學(xué)習(xí)毛澤東思想，做雷鋒式戰(zhàn)士。

父子通信，自此成為約定。每月一信，字跡整齊，短句居多。信里問得細：起床號響幾次？班長教的操典背熟了嗎？偶爾也有嚴厲批注——“粗心、應(yīng)改”。后來孩子們才發(fā)現(xiàn)，五兄妹收到的信字數(shù)幾乎一樣。原來，父親并無偏愛，只是責(zé)任均分。那幾年，機關(guān)燈光常亮到深夜，本已病體的周希漢仍要把日記、文件、家信逐一處理。

1973年，胃癌手術(shù)讓他暴瘦十幾斤。醫(yī)生建議多到戶外，心情平穩(wěn)了病體才有底氣。于是釣魚成了最合適的“慢動作”。但他看不上店里現(xiàn)成竿，偏要自己去鼓山挑羅漢竹，請竹器師傅打磨，竹節(jié)處還刻著細細防滑紋。成本低，卻透著軍人工匠氣。

1978年暑期，周抗援請假陪父親赴杭州海軍療養(yǎng)院。錢塘江潮聲不息，岸邊草木生意盎然。剛拋下鉤不過三刻，周抗援的漂猛地沉了下去。大魚沖鋒，水面炸開白浪，他成功溜了近二十分鐘，拉上來一稱——四十多斤的鯖魚，惹得看熱鬧的療養(yǎng)員一陣哇聲。還沒坐穩(wěn)，又見父親的竹竿彎成月牙。老人臉色蒼白，卻咬緊牙關(guān)。江風(fēng)吹著軍帽，竹竿與魚線發(fā)出“吱吱”聲。三十多分鐘后，一個更龐大的身影被拖過船舷——五十八斤，刷新院內(nèi)紀錄。院長興奮地說：“羅總長留下的52斤老紀錄被打破啦！”

圍觀的人都喊著拍照留念，周希漢只剪下一片硬如瓦片的魚鱗。周抗援琢磨：大魚該真空包裝，帶回北京孝敬母親。父親卻搖頭：“空勤灶的飛行員久吃凍魚，這鮮貨更適合他們。”說罷，他自掏船費，把魚送去后廚，連稱呼都沒留。院長握手致謝，老人笑答：“得魚甚于食魚美。”一句古語，風(fēng)輕云淡。

魚鱗帶回北京，用透明紙封住，躺在秘書處抽屜。幾年后一紙訃告?zhèn)鱽怼?980年5月11日凌晨，周希漢因病醫(yī)治無效，在北京逝世，享年六十四歲。整理遺物時，羅漢竹魚竿整齊立在墻角，魚線完好，竿把磨得锃亮，握上去仍有溫度。周抗援把它帶走，規(guī)矩地上了油，一年也就用上一兩回，卻從未舍得換新。

細想，這根竹竿見證了父親的一生：南征北戰(zhàn)時它是槍桿的延伸，和平歲月里它又化作平淡生活的象征。魚竿不貴，魚鱗也不值錢，真正沉甸甸的，是那份“想到別人再想到自己”的老傳統(tǒng)。如今再有人問起老人釣魚的往事，周抗援總會摸摸竿把，輕聲一句：“他只留下了一片魚鱗，可那足夠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