臨終流淚托孤李斯？最新竹簡顛覆你對秦始皇的最后一刻想象

秦始皇在《史記》中也是被黑得最慘的人物之一。甚至在他沒出生時，就自帶招黑體質。

他父親是秦國王子，母親是趙國豪門之女，這兩者結合本沒問題。可司馬遷在《史記·呂不韋列傳》里加了一段春秋筆法，導致兩千年來不斷有人傳言他是呂不韋的私生子。這種事歷史上純屬子虛烏有，卻讓嬴政從出生起就注定活在爭議中。

秦始皇

剛出生時，他父親在趙國做人質，好歹有王子身份，日子還算過得去。但兩歲時出事了——他那位特別能打、特別長壽的爺爺秦昭王又一次猛攻趙國，把趙國打急了。趙國一想：打不過你，還收拾不了你留下的人質嗎？于是就要找嬴政的父親子楚算賬。子楚聽到風聲，想都沒想，立刻和呂不韋合伙花六百金買通守城人，一口氣逃回秦國，把嬴政和他母親扔在了趙國。

可以想象，這母子二人在趙國每天東躲西藏、見不得光，受盡白眼和委屈。從嬴政記事到十歲，整整八年都過著這種悲慘生活。這段童年帶來兩個深遠影響：一是后來滅趙時，他親自從咸陽趕到邯鄲，就為看著當年欺負他們的人受懲罰；二是讓他深信，人間最大的禍亂就是諸侯間無休止的戰爭。如果上天給他機會，他一定要鏟平所有諸侯國，讓天下真正太平。

嬴政也是同期唯一真正了解民間疾苦的帝王，這點常被忽視。十歲時，轉機突然來了：他長壽的爺爺秦昭王七十五歲去世，把王位傳給他爹安國君。可安國君差點沒熬過老爹，在秦昭王死后三天也去世了。由于華陽夫人的支持，子楚（也就是嬴政的父親）繼位了。子楚能上位純屬撞大運——他并非嫡長子，兄弟二十多人，從小叫“異人”，一聽就不受待見。只因搭上華陽夫人（她無子），才被力挺。

華陽夫人

按理說，嬴政回到秦國，一家團聚該是幸福時光。但幸福太短，兩年多后子楚也去世了。短短三年，秦國連失三位國君。這對歷史只是大事年表，但對一個十三歲的孩子來說，卻意味著扛起異乎尋常的責任。如果你不懂這種感覺，可以試想自己十三歲時面對這種局面，會承受多大壓力？

當時有呂不韋監國，還有一批能臣輔佐。但權力斗爭也隨之而來：呂不韋是一股勢力，華陽夫人是一股，更要命的是，與嬴政相依為命的母親趙姬此時有了情人嫪毐，并被封為長信侯，也成了朝中一股勢力。這些勢力不僅架空了嬴政，更讓他感到深深的孤獨——從小缺少父愛，現在母親的情感也不在他身邊。青春期的嬴政，苦悶、壓力、孤獨，無人能懂。

他確實有三個兄弟，其中兩個是趙姬與嫪毐私生的，別說嬴政，外人聽了都尷尬。另一個是父親回國后娶妃所生的同父異母弟弟成蟜，本就與嬴政是競爭關系，毫無親情，后來還舉兵反秦。十幾歲經歷這些，一般人可能變得暴戾，但嬴政走了另一條路：他異常勤奮，且極度理性。大學者范文瀾曾測算，他每天批閱的竹簡重達上百斤，相當于十萬字，從不懈怠。

二十出頭時，他已能冷靜處理嫪毐叛變。很多學者說，嫪毐之亂并非針對嬴政，而是華陽夫人麾下楚系勢力在清剿對手。處置嫪毐時，嬴政完全依法車裂其本人、滅其族，但對其他受牽連者，后來陸續恢復身份，以保社會穩定。對責任重大的呂不韋，他也只令其告老還鄉，未趕盡殺絕。呂不韋最終自殺，而司馬遷卻添上一筆，說他是“恐懼株連九族”而自盡。這些內心活動，太史公又如何得知？

嫪毐

青年嬴政展現了遠超年齡的成熟。嫪毐事敗后，有大臣提出叛亂根源是外國勢力過多，應全部驅逐。李斯此時寫了一封《諫逐客書》，勸嬴政不要趕走外來人才。一般君主下了命令很難收回，但嬴政真做到了——他覺得李斯說得對，就改，并因此重用李斯。這種胸懷，常人難及。

然而《史記》把此事移花接木到鄭國渠間諜案上。其實那事很簡單：韓國派來修渠的水工鄭國被舉報是間諜，鄭國對嬴政說，我雖為消耗秦國國力而來，但水渠修成，關中沃野千里，對秦有利。嬴政一聽有理，讓他繼續修渠，并未因此下逐客令。

嬴政還被黑的一點是容貌。《史記》借尉繚之口描述他：“蜂準，長目，鷙鳥膺，豺聲”——沒一句好話。今天看到的畫像都是明朝人畫的，此前并無官方圖像。實際上，尉繚遠道來投，嬴政穿普通衣服、吃同樣飯菜接待他，本是禮賢下士。但司馬遷寫尉繚回去后對人說：秦王這人不可深交，現在多謙卑，將來就多狠毒。若真這么想，尉繚為何不走？反而當嬴政聽說他要走，親自登門挽留，尉繚要官要錢，嬴政全都滿足。尉繚最后歡天喜地留下，得以善終。若真說過那些話，他不怕被報復嗎？這種無從考證的文字，卻定義了一代帝王的形象。

伐楚之前，嬴政問將領需多少兵馬。老將王翦說要六十萬，年輕氣盛的李信卻說二十萬足矣。嬴政聽了高興，給李信二十萬人，結果大敗，死了七個都尉（有學者考證是軍中楚系勢力反戈所致）。

敗訊傳來，嬴政“自馳如頻陽”，親自坐車跑到王翦老家（距咸陽約百公里，馬車得跑五六個小時），見面先認錯：“我沒聽您的話，您能否出山助我？”

王翦也不客氣：“當年說六十萬，現在少一萬不行。”

三十多歲的嬴政立刻答應：“六十萬給您備好，只請您出山。”

王翦

這段本是君臣佳話，司馬遷卻在后面加了一段：王翦出征后不停向嬴政討要田宅財物，部下問原因，王翦說：“我不要錢，秦王多疑，會懷疑我。”這話若真說了，不怕掉腦袋嗎？君臣佳話又成了“暴君多疑”的罪證。

一統天下后，嬴政召群臣議政體。多人主張分封，李斯等人深知其意，提出郡縣制。此刻，嬴政早年的孤獨發揮了作用——他深切體會到，正是諸侯分封導致天下紛爭。春秋戰國六百多年間，有記載的戰爭就有七百六十二場。唯有中央集權、郡縣制才能帶來長治久安。于是，中國乃至世界歷史上最早的大國治理模式誕生了，影響至今。隨后，“書同文、車同軌、統一貨幣”等措施，奠定了一個大國的根基。

這一時期，嬴政開始了全國巡游。行至湘山，又遇到《史記》的春秋筆法：司馬遷寫，嬴政遇大雨受阻，聽說湘君之神（舜帝二妃娥皇、女英）作祟，大怒，命三千人伐盡湘山樹木，使其“赭其山”。但近年出土的里耶秦簡卻記載相反：嬴政覺此地風景佳，特令地方官員保護，“一草一木不能動”，即“禁伐令”。竹簡記載與百余年后的《史記》完全相反。

第五次巡游時，嬴政病倒。《史記》寫他臨終命趙高擬詔傳位長子扶蘇，趙高卻勾結李斯篡改遺詔，立胡亥，從此趙高、李斯掌權。此事兩千年來多被采信。然而2010年，一批流回國內的西漢竹簡（鑒定為秦末漢初文物）卻顯示不同內容：竹簡上寫“嬴政”的“政”是“正”（正月出生），并記載嬴政臨終前流淚對李斯說：“我找人看過天命，壽五十。十三歲即位，至今三十七年，命數已盡。可我兒羽翼未豐，大臣必爭。牛馬相斗，死的是螻蟻；大臣相斗，苦的是百姓。我兒與大秦江山怎么辦？”李斯表忠心后，嬴政又流淚說：“我不是不信你們，但大限已至。事急從權，胡亥在身邊，就立他吧。”竹簡還寫，趙高是在新皇即位后才被赦免，并無機會篡詔。

無論此說真假，它讓我們看見一個流淚的、孤獨的秦始皇。對他的評價向來兩極：公認他對中國歷史貢獻巨大，也普遍認為他是暴君。這評價對他本人已不重要。對司馬遷而言，站在漢朝立場，對前朝史筆帶貶亦屬常態。對當時百姓而言，修長城、馳道、陵墓，嚴刑峻法，他確是暴君。但在歷史長河中，他奠定了超大規模文明延續的基本框架。他的“暴”，是開創帝國時代所付殘酷代價的一部分。

或許，秦始皇真正的孤獨在于：他不是一個能用“好人”“暴君”簡單評價的個人，而更像一個“國家系統”的冷酷創造者。他將自己的創傷、孤獨與理性，熔鑄成一套全新的中央集權操作系統，強行安裝于中華大地。這套系統初期帶來劇烈排異反應（秦速亡），其核心架構卻被后世沿用兩千年。

理解秦始皇，或許需放下對個人道德的執著審判，轉而思考：一個在極度孤獨中成長的人，如何將創傷轉化為創造新秩序的驚人動力？歷史書寫如何在權力更迭中簡化復雜人物？我們又該如何平衡對歷史人物的“同理心”與對歷史進程的“結構性”分析？

他的眼淚與鐵腕，孤獨與功業，共同構成了一個無法被簡單歸類的、沉重而偉大的背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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