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作鵬被安置太原，晚年不太拋頭露面，有人認出來，回復：認錯了

1983年初春的清晨，太行山腳下的冷空氣還帶著寒意，太原迎澤公園的林蔭道上出現了一位身形挺拔卻步履緩慢的老人。灰呢大衣、鴨舌帽、手拄一根深色手杖，他在晨霧里走得極穩。路過的中年跑步者回頭多看了幾眼，隱約覺得在哪本舊報紙的黑白照片上見過那張臉，卻一時想不起名字。

外界不知道，這名為“張老”的老人，就是曾任海軍負責人、在上世紀六十年代一度風光無限的李作鵬。自1981年被安排到太原“反省休養”后，他把原先的身份連同往日軍銜一并收入抽屜，只保留最樸素的生活軌跡：清晨散步、午后讀書，晚飯后趁著街燈昏黃再繞小區一圈，然后關門熄燈。

組織給他的待遇中規中矩：每月定額生活費百元出頭，加上愛人那份，總計一八○元。八十年代初，太原一位普通國營工人月薪不過五六十元，這樣的數目在街坊眼里算是富裕；可與李作鵬昔日的銜級補貼、專機座車相比，確實天壤之別。他自己倒看得平常：“粗茶淡飯，餓不著就行。”

房子分了兩套，門牌號相連，卻各自獨立。一處九十多平方米，另一處五十來平方米，小區屬于省直系統家屬院，綠化不多，卻勝在安靜。李作鵬把大些的一套讓給子女探望時居住，自己和老伴守著小房子。冰箱、黑白電視和一張老式桃木沙發，是他在一九八五年生活費漲到近五百元時添置的。

有意思的是，他特意讓人把門鈴換成最普通的塑料按鈕，理由很簡單：鈴聲太清脆，容易引來好奇的鄰居。謹慎成了他每日必修課。多數時候，樓下鄰里只把“張老”當成一名脾氣溫和卻不多言的北方老人。直到偶爾的意外，讓這種平靜泛起漣漪。

第一次被認出是在山西海校的操場邊。那天校內搞射擊考核，一位曾在海軍機關待過的干事遠遠瞄到熟面孔，思索片刻，徑直上前：“首長好！”李作鵬愣了兩秒，旋即擺手：“同志，你認錯人了，我姓張。”對方尷尬地夾著槍轉身，但眼神里已寫滿疑惑。消息隨風而去，很快在校園里泛開。

第二次發生在省圖書館門口。一個抱著一摞書的小伙在寒風里險些撞到他，連聲道歉后抬頭，脫口而出：“您是山東軍區的李參謀長？”場面略顯尷尬。老人仍是那句：“認錯了，年輕人。”說罷，加快步子，轉進旁邊的公共電話亭作勢撥號。圍觀的目光卻沒那么容易散去。

最尷尬的一回出現在十三冶的職工澡堂。排隊買票時，一位操著東北腔的女工湊上來：“您是李司令？我在《南海風云》紀錄片里見過您！”這次他索性笑笑：“同志，你看我這頭發都白了，真不是。”說完掏出零錢買票，拎著木盆就進了更衣室。外頭的人議論起“老海軍”三個字，聲音斷斷續續飄進門。

名聲如紙包不住火。院里住著的離休老干部、企業調干、大學教授，多多少少對這位“張老”背后的真實身份心知肚明，只是大家默契地保持距離。街坊間的談資分三路：一撥人打小敬仰戰功，對他點頭致意；一撥人抱著圍觀心態，見面客客氣氣，背后議論紛紛；還有人因歷史舊事難釋懷，私下冷言冷語。

面對各種目光，李作鵬的策略是平靜。有人登門求字，他不推辭，鋪紙磨墨，揮灑“海闊憑魚躍，天高任鳥飛”之類，落款卻是“張某”。偶爾也被請去給老兵們講抗戰中的東北戰事，他只說戰場硝煙，絕口不談政治風浪。

當年在遼西作戰，他任第七縱隊副司令，血戰葫蘆島，拼掉半條命。談到那段日子，他仍然興致很高：“晝夜行軍一百二十里，冰天雪地也要搶先機。”說完便陷入長久沉默，似是回到當年的林海雪原。

寫回憶錄是晚年最上心的事。粗厚的稿紙上，鋼筆字遒勁依舊，也許這才是那段歲月留下的倔強。稿件里，他詳細記錄了海戰演練、艦艇裝備改造、軍中人事，又穿插自己對幾場重大會議的旁觀體會。對敏感章節，他只寫事實，刻意收斂評價。知情人評價：行文冷靜，少了往日鋒芒，卻多了幾分自省。

他拒絕媒體，不拍照，更不接受口述采訪。多家軍史作者屢次托人敲門，均被婉拒。理由很直接：“我寫的都在紙上，該說的說清了，照片以前拍得夠多。”這種低調，和昔日站在司令臺上的高聲訓話形成鮮明反差。

身體狀況雖有高血壓、老胃病，但作息規律，飲食清淡。每天上午一碗燕麥粥，兩片咸菜，偶爾配半只煮雞蛋。醫生建議增加蛋白質，他笑答：“戰場上啃過樹皮，現在這點日子，不挑。”直到九十歲，他還能在院里抬頭望著灰蒙天空，數出五架訓練機的型號。

2009年仲夏，他在午睡中安然離世，享年九十五歲。那天的太原下了陣小雨，鄰居聽見院里老柳樹滴水聲，議論“張老走了”。直到訃告發出，許多人才確認：原來隔壁那位寡言的老人，正是昔日佩帶將星、揮手千帆的李作鵬。

歷史人物往往在聚光燈褪去后，留下的是真實日常：一把舊椅子、一疊剪報、幾本泛黃的《艦船知識》。人們圍觀，猜測，褒貶，自有公論。對于那句“認錯了吧”，他用來應付旁人，也像是在回應命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