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李作鵬受審，法庭上心臟病發作，吸完氧又回被告席做最后陳述

1971年9月6日深夜，長江江風掠過武漢碼頭，剛從劉豐那里聽完一段“最高層談話”的李作鵬站在甲板，沉默良久。他隨身帶著的軍用公文包在燈光下隱約可見，里面那份剛剛記錄的密報讓他感到沉甸甸的壓力。不到三小時，他登上軍機飛北京。機艙里，他對副官低聲提醒一句：“這事得跟黃總長說，但別外泄。”短短十個字，為他日后的漫長訴訟埋下了引線。

時間一晃來到1980年11月20日，北京正義路1號的特別法庭外，凜冽寒風卷著石獅子臺階上的落葉。15時整，鐘聲響起，李作鵬第一次以被告人身份站上那塊狹小的席位。距漢口之夜整整九年零兩個多月，他的頭發已花白，仍舊挺直腰板。當日法庭主要圍繞起訴書前40條內容調查，程序按部就班，卻沒有太多波瀾。

五天之后的11月25日，場面突然緊張。公訴方把矛頭對準起訴書第41條——“告密”。黃火青的聲音高亢：“被告人擅自向黃永勝泄露主席重要談話，主觀上存有告密動機。”坐在對面，李作鵬只是抿嘴。他很清楚，這一條若坐實，刑期將大幅增加。

有意思的是，當審判員向他提問“為何要向黃永勝轉述”時，他把語速放低：“黃永勝是總長，我是副總長，通氣屬職務需要。”答復略顯平淡，卻暗含“職責”二字。此時辯護人蘇惠漁忽然舉手，再次拋出同一句話：“請再說明當時的真實動機。”外人不明所以，行家卻看出這是在給被告一個補刀與補救的機會。李作鵬不失時機添上一句：“我還叮囑他，別告訴葉群和吳法憲。”這一句，后來成了撬開“告密”指控的關鍵支點。

庭審暫停后，法官組內部討論時流露出疑慮：李作鵬與黃永勝陳述不一，究竟誰說真話？于是調查繼續拖延，到12月初案卷才整理完畢。就在這一空檔，伍修權副庭長獲悉李作鵬日夜伏案，寫所謂“最后陳述”，而且行跡頗為神秘。老戰友的火爆脾氣他深知，生怕開庭那天節外生枝，便托張思之、蘇惠漁去復興醫院探底。

醫院探視那場對話至今仍讓張思之感到戲劇性。他剛表明來意，病床上的李作鵬突然把手按在棉襖胸口，半開玩笑半認真地說：“我把材料縫在這里了，誰也拿不走。”張、蘇對視片刻，心里都有數——底數摸不成了。兩人無功而返，只好等開庭再看風向。

12月22日下午，第二審判庭大門一開，圍觀者一下安靜下來。李作鵬拄著拐杖走向被告席，隨手從棉襖里抽出一疊稿紙，字跡濃重，約五六千字。他堅持自己朗讀，法庭內回聲微微發顫。讀到第三頁，面色發白，呼吸急促。旁邊醫務人員立刻推來氧氣瓶。伍修權壓低聲音勸：“身體要緊，稿子交給書記員，我們會看。”李作鵬擺手：“我要念完。”說罷閉目吸氧，五分鐘后重新扶著欄桿，繼續向前。

短短三十分鐘，他心臟突發兩次，每次休庭二十多分鐘。觀眾席上能聽到急促倒吸氣聲，也有人在暗暗掐表。第三次發作時，他額角汗珠滾落。休息間隙，他輕聲對醫生嘟囔：“這關過不了，后面事情更麻煩。”氧氣管剛摘下，他又回到麥克風前。整個陳述持續近兩小時，直到暮色降臨。

辯論焦點仍舊落在“告密”。他質問黃永勝證言“含糊、賴賬”；張思之隨后補充，從職務鏈條、時間節點、談話人稱三條反駁公訴方“主觀故意”認定。不得不說，這一輪攻防使得審判長對“告密”條款態度趨向謹慎。旁聽席里不少法律工作者暗暗感嘆：老將軍在關鍵一役里又頑強扳回一局。

1981年1月25日，特別法庭宣判：李作鵬以反革命集團主要成員等罪名，被判有期徒刑17年、剝奪政治權利5年。因自1971年已被隔離審查近十年，最終需再服刑七年。消息傳出，各方反應不一，而他自己聽完判決，并無太多表情，只是向法庭鞠了一躬。

秦城監獄內，他因心臟病免除體力勞動，單間居住，兩菜一湯供給穩定。每天固定時段可看電視、讀報。圖書管理員回憶，李作鵬最常借閱的是《拿破侖傳》《朱德選集》一類軍事人物傳記。閑暇時，他會練毛筆字，偏愛“顏體”，自評“橫平豎直，像艦隊列陣”。

1983年起，家屬探視通道開通，妻子董其采帶著孩子幾次前來，送來自家腌制的醬鴨、咸菜。他見到孫輩時，臉上才露點柔和。那年秋天，他致信海軍黨委，請求把個人舊物交給子女，一是自己用度方便，二也想幫孩子們減輕生活壓力。信尾落款依舊寫著“海軍強大”四字，筆跡剛勁。

隨政策調整，他后來獲準保外就醫。每月生活費三百五十余元，和1955年授銜時基本持平。他對友人說：“過去350元能買43瓶茅臺，如今只夠一瓶，可喝酒不是最要緊的，能自由看看書，已算天大福氣。”保外期間，他寫下約百萬字回憶錄，記錄自井岡山起直到“文革”結束的種種節點。底稿散見于子女手中，未曾公開。

2009年1月3日7時30分，李作鵬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翻閱檔案，他的名字同時出現在“抗日英雄”“十七年刑期”兩行記錄里，經歷復雜而又典型——從戰場轉入法庭，命運的曲線最終止于一紙死亡醫學證明書。李作鵬走完了自己的95個年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