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江青給了李云露5000元，3年后吩咐程汝明：你該要回來了

1960年初春，北京海軍總醫院的走廊里彌漫著消毒水味。探視的親友零星走動，一位瘦削的中年婦女靠在窗邊，雙手攥著縫補過的呢子大衣袖口。她叫李云露，曾經的中南海住戶，如今卻要為幾塊錢的醫藥費躊躇。她抬頭看著灰蒙天幕，輕聲說：“日子，還真不容易。”

李云露是李云鶴之女，也是李進之姐。更關鍵的身份——江青的堂姐。1949年前后，兩家姐妹的命運開始分岔：妹妹李云鶴嫁入山東諸城；李云露隨工作一直留在北京，躲過戰火，卻沒逃過生活的拮據。到了七十年代，她居住在東城一間老式平房里，屋頂滴水、墻面斑駁，煤火鍋邊常年漂著涼意。

把故人牽到這條線上的，是廚房里那位憨厚的老廚師——程汝明。1950年秋，他被調入中南海做紅燒肉、燒鯉魚，從此與“李家三姐妹”結識。李云露溫和，常拉他喝茶閑聊。那幾碗加糖的清茶，成了往后十幾年里，他心頭抹不去的溫熱。

1972年初，毛主席外孫的啼哭聲在北京醫院里響起。女兒李訥產下一子，卻沒能拉回瀕臨塌陷的婚姻。李訥獨自帶娃，肩挑工作，無暇顧及柴米。她終究開口向父親求援。毛澤東聽聞女兒窘境，連夜批條子撥下八千元，以個人稿費名義予以周濟。主席念及大房小房一視同仁，也給了江青、李敏、毛岸青、賀子珍同樣的數目。

釣魚臺里，江青接過這八千元時，神情復雜。那個春夜，北海的柳絮剛剛飄起，窗外蛙聲映著宮燈。她把錢裝進紅緞包，又放回抽屜，似乎已經計劃好哪兒該花、哪兒該存。然而第二天清晨，程汝明的拜訪，將這筆錢的去向徹底改變。

“夫人，李大姐的日子難過呀。”程汝明低聲匯報。他從東城的破舊院子里回來，滿身炭灰。李云露的被褥里棉絮裸露，屋角堆著燒剩的煤球，半開裂的煤球爐冒著嗆人煙氣。臨別時，李云露只說一句：“小程，瞧著我這把年紀，還得給鄰居家洗衣裳換糧票。”話未落，她先笑，像是怕人擔心。

江青沉默良久。自幼離家寄人籬下的過往在心中翻涌，姐妹情誼的影子也浮現。第二天，她把那八千元分出大半，抽出嶄新的五千元票子，裝進一個舊牛皮紙信封。“替我送去，別說是誰給的。”交給程汝明時，她只留下一句吩咐。

那年五月，李云露握著信封，竟一時沒敢拆。她知道，與妹妹關系多年疏離，這份錢里多半不僅是鈔票，更有一份難解的心思。最終，她把五千元拆成幾筆：修繕屋頂四百；購入冬衣二百；余下的細細分攤到外孫女的學費與口糧。晚飯時，她對丈夫王樹堂說：“總算可以讓閨女不再穿打補丁的棉襖了。”

1973年秋，十屆一中全會后，江青聲名如日中天。公眾看見的，是她坐在主席臺抿嘴而笑；少有人想到，那個秋天她仍每周讓秘書去東城巷口送點罐頭、蜂蜜給姐姐。程汝明常順道走訪，帶幾斤雞蛋、二斤豬肉，再三囑咐：“大姐，有困難就說，別忍著。”

時間翻到1976年9月。凌晨時分，廣播電臺沉聲播報：毛主席逝世。一條時代脈絡戛然而止，京城的街頭巷尾陷入低回的哀樂。葬禮籌備緊鑼密鼓，江青卻在釣魚臺的辦公室里踱步。身邊人發現，她眉宇間少了往日的鋒利，多了肉眼可見的焦躁。

資金驟然緊張是重要原因。多年里，主席稿費的大頭由她掌管，支援子女、親友都有出處。如今斬斷源頭，開支卻不見削減，心理落差順勢擴大。夜色里，她忽將念頭轉向那筆早已送出的五千元。

一天深秋的午后，江青召見程汝明。屋里茶水已涼，她低聲說：“那五千，你該要回來了。我手頭緊，得用。”程汝明怔住。身為舊人，他懂主子的脾氣，也知道李云露的執拗。僵持片刻，他仍硬著頭皮勸：“夫人，錢已經給了。人情若收回，恐怕寒了大姐的心。”江青面色微變，沉默良久，只抬手輕擺。“算了。”

消息最終沒傳到東城。李云露照例織著毛線，為孫子打底衫。鄰里仍見她推門出去，拿著空油瓶排隊換菜油。她或許不知道那暗流，但她心里清楚：那妹妹終究還記得舊情，這就夠了。

1977年的春日，她突感胸悶，住進同一家醫院。病情好轉后，她執意出院。相識多年的護士長偷偷塞給她半袋赤砂糖，說是“補補身子”。李云露笑著收下，轉而把一半分給隔壁病床的小年輕母親。

江青此時身陷審查旋渦，再無余力顧及門外人。風向變了，往昔擁簇散去，她獨坐囚室，偶爾翻看舊相冊。有一張黑白相片，正是1930年代在濟南照相館留下的姐妹合影。江青盯著照片，指尖劃過那張微笑含蓄的臉，神情恍惚。

1978年早春，程汝明寫了一封信，托友人轉交看守所。信不長，只寥寥數行：大姐安好，病情穩定；屋頂未再漏雨；那五千元買的被褥依舊耐用。收信后，江青沒有回。她把紙折得四四方方，塞進棉衣口袋，默不作聲。直到數年后，出庭前夕，獄方清點衣物，才發現那封已經泛黃的信。

有人問：當年要回五千元，為何后來又作罷？知情司機悄悄解釋：她一時心急，倒也不是鐵石心腸。只是缺少可以傾訴的人，算盤珠與情感的拉扯，自己也被困在其中。

歷史節點清晰寫就，卻留下一串未說出口的問句——如果那天程汝明沒有力諫，姐妹間的最后一絲暖意是否會被攫走？如果江青未陷入漩渦，兩人是否還有機會坐在一起，回味濟南城里那杯帶著桂花香的茶？歲月不再回答，這筆五千元卻靜默成一截分水嶺：一頭是“姐妹同心”，一頭是“時局冷暖”。

人們常說，政治凜冽似霜，可當它撞進家事，一切顯得分外脆薄。李云露的棉被、江青的心事，都裹在那個動蕩年代的風聲里。信任是一線棉絮，拉得太長就會斷裂。于是，程汝明的遲疑、江青的擺手、李云露的沉默，共同寫下了這樁五千元的往事。

多年過去，那條東城小巷已拓寬修繕，煤球痕跡早被沖刷。老式平房仍在，只是門口木牌上的“李”字風蝕斑駁。路人走過，不會想到，這里曾收過一封不記名的信封，也見證過新中國權力巔峰與普通人家境的落差。風吹瓦楞，沙沙作響，一如舊時姊妹說話的聲線，遠而未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