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他在軍中地位陡然上升，僅在羅瑞卿之后，曾被葉帥保護過

一九五五年九月，懷仁堂授銜禮炮聲響徹紫禁城上空。那天，人們驚訝地發現，一個只有四十三歲的上將站在方陣前排，肩章簇新，神情卻極其平靜。他叫蕭華，被老戰友們笑稱“娃娃司令”。在很多人眼里，這個年紀輕輕的江西小伙有膽有謀、行事穩妥，但更多人還未料到，四年后，他會迎來職業生涯的快速上升期。

彼時蕭華的主業在總政治部。因一九五四年譚政回到一線主持工作，蕭華的排序暫時被壓了下去。他并不言語，只是埋頭把部隊的干部、政工、保衛、宣傳幾攤事盡力做好。一次匯報結束，羅榮桓拍拍他的肩膀，低聲道：“小蕭，你這孩子，做事有章法，能頂大用——別急。”外人聽不見，卻記住了元帥眼里的那份信任。

一九五九年七月，廬山會議剛落幕，中央決定讓林彪出任國防部長，羅瑞卿回歸軍隊，兼任軍委秘書長和總參謀長。與此同時，軍委機關也要換擋提速，蕭華被點名出任“軍委第一副秘書長”，專管日常庶務。對外界而言，這是一個陌生職務；對軍內人士來說，含金量極高——文件先到他案頭，參謀定下的方案要經他“點頭”才有機會走進羅瑞卿的辦公室。

新設立的軍委辦公會議成了當時解放軍最高層的辦事中樞。羅瑞卿、蕭華、譚政、邱會作、蕭向榮幾個人圍著一張不算寬敞的長桌，幾乎天天碰頭。戰備、整編、院校、裝備，方方面面都壓在這張桌子上。有一次討論裁軍數字，羅瑞卿派人擬了個方案，蕭華看完推回來，只寫了八個字：“再算，不能寒了兵心。”這份批語后來在內部流傳甚廣。

這種處處為基層著想的作風，源自他早年的革命經歷。十八歲那年，他在福建長汀打過“雁門關戰斗”，被稱“敢死隊”第一隊長；二十二歲指揮紅軍東征時已是旅長。槍林彈雨里活下來的干部，總帶一點兒獨特的敏銳。進入五十年代的機關后，這股勁讓他對“紙上談兵”格外反感，常常一頭扎進部隊連隊蹲點，和班長、炊事員一起摸爬滾打。部隊上下心里都有桿秤，愿意聽他的話。

不過，軍隊高層的風云，往往超出個人努力所能掌控。一九六一年冬，羅榮桓病情惡化，無法繼續主持總政部。繼任人選討論時，羅瑞卿以“身兼數職、分身乏術”為由，力推蕭華。毛澤東一句“這個人可用”，拍了板。就這樣，四十七歲的蕭華挑起了總政重擔。外界感嘆：從“副秘書長”到“總政掌門”，只用了兩年。

可是，風高浪急說來就來。一九六五年末，羅瑞卿因“公安部隊問題”離開崗位，軍委秘書長由葉劍英接任。楊成武補總參謀長，蕭華仍留在總政，三人共同操持日常軍務。葉帥年長二十多歲，卻常私下稱呼他“阿華”，兩人無論專業討論還是生活瑣事都頗為投契。

這種信任，在一九六七年的關鍵時刻發揮了作用。那一年春天，針對軍隊“要不要武裝造反”的激烈爭論席卷北京。有人指蕭華“貫徹失敗”“資產階級政客”，情緒高漲之下甚至闖進他家中抄砸。葉帥得知后，急拍桌子：“不許動蕭華！有問題拿事實來！”因為情急，用力過猛，小指竟然當場折傷。傳聞四起，卻沒有誰再敢追究。

即便如此，他仍未能幸免。北京“5·13”那場大規模群眾演出風波，將眾多軍隊干部卷入漩渦。蕭華被帶到京西賓館，十多天里輪番“接受批判”。有人回憶，夜深人靜時，他獨坐水泥臺階，身上披著一件軍大衣，嘴里輕聲哼的是當年紅軍時期常唱的《三大紀律八項注意》，聽來令人唏噓。

此后的七年，他像蒸發一樣消散于公眾視野。官方檔案里只留下一行字：“待安排”。他的名字從各類簡報、會議記錄里悄然隱去。對于一個年僅五十出頭、正值壯年的上將而言，這種空白比審判更煎熬。家里人托人四處打聽，只能得到含糊其辭的回音。

一九七五年七月，中南海發布決定：蕭華任軍事科學院第二政治委員，隨后又兼任蘭州軍區第一政委、甘肅省委書記。人們驚訝他狀態之好，似乎那七年封存只是短暫停格。一次在蘭州軍區干部大會上，他朗聲說：“這些年沒少鍛煉，身體硬朗得很，工作還得抓緊。”臺下的老部下紅了眼眶，卻笑著鼓掌。

晚年他不太愛提個人遭遇，更愿意談1934年的“突破四道封鎖線”，或者1951年朝鮮戰場上空軍第一仗的那股子銳氣。說到失誤，他常引用一句俗語：“打仗容易，守成難。”有意思的是，哪怕坎坷不斷，他始終保持那種江西人特有的豁達，遇見老戰友，只要對方一句“娃娃司令來了”，他準會朗聲大笑。

一九八五年三月，蕭華因病在北京逝世，終年六十九歲。官方訃告中，用了“久經考驗的忠誠共產主義戰士，杰出的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二十個字評價他。同年秋天，他的骨灰被安放在八寶山，和當年保護過他的葉帥只隔一墻之距。送行的人群里，多是與他一起走過湘贛、穿越太行、會師西北的老兵，他們說：“蕭政委走得安穩，心里沒虧欠。”

蕭華的一生，前半段沖鋒陷陣，后半段坐在辦公桌前撥千斤于一紙。命運幾次跌宕，卻始終與軍隊的脈搏同跳。軍中舊友提起一九五九年的那個夏天，總說那是他最意氣風發的時刻——從此走進權力中樞，身后卻已悄悄掩上另一道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