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名將劉戡，曾數次幫助八路軍，卻在和彭老總交手后自殺，為何

一九四八年二月二十五日凌晨，關中高原的北風吹得人睜不開眼。彭德懷在宜川北岸的窯洞里收下捷報，沉默片刻，只淡淡說了句：“如果早些年見他，也許局面會變樣。”傳令兵不敢多言，只是把手里的電報攥得更緊些。就在前一天夜里，國民黨整編二十九軍軍長劉戡引爆手榴彈，結束了自己四十一年的生命。

追溯時間，可以發現劉戡的一生并不該這樣落幕。生于一九○七年的他出身四川富順書香世家，十八歲考入保定軍官學校，不久又被選送黃埔一期深造。黃埔一期約三百人，后來將星璀璨，胡宗南、蔣先云、鄭洞國赫然在列。劉戡在同學眼里屬于“狠勁兒十足”的那批，北伐中他常以先鋒營長打頭陣，據說攻占吉安時，左腿中彈仍不下火線。那一年，他才二十歲出頭。

真正在全國聲名鵲起，是一九三三年的長城抗戰。83師守在古北口、南天門一線，工事簡陋，補給奇缺，日軍重炮日夜轟擊，山坡被削平了幾層。劉戡把師部設在半山洞里，白天換陣地，夜晚再奪回來。整整六十多天，陣地反復拉鋸，日軍留下的彈殼足以鋪滿一道壕溝。長城防線終究告破，但83師仍帶著千余名幸存官兵悄然退至北平。此役后，蔣介石電嘉，“勁旅”之名傳遍軍界。

也是在北平，他與何應欽爆發那場著名的爭執。日軍憲兵要求進入城防陣地“檢查”。何應欽示意息事寧人，可劉戡拍案而起：“城防是國土尊嚴，日本兵若敢踏進來，我先開槍！”偏激亦或骨鯁，眾說紛紜，但司令長官的臉色當場就沉了下去。自此，劉戡在上峰心中的“難以駕馭”標簽算是貼牢。

全面抗戰爆發后，劉戡輾轉晉北、豫西、荊襄，官至第三十六集團軍總司令。軍中人記得，他對將士摳門，對百姓卻頗為灑脫。一次，豫中會戰后，他把繳獲的步槍、藥品悄悄送給八路軍，理由簡單：“同仇敵愾，槍彈用來打小鬼子，不算錯。”軍統迅速上報，說他“通共”。蔣介石盛怒之下，罷其兵權，令其反省。那年頭，兵無戰事即是枯坐，劉戡郁郁寡歡，靠喝悶酒熬日子。

時局驟變出現在一九四六年。內戰鋒火點燃，胡宗南急需骨干，劉戡被拉回前線，接手整編二十九軍。表面看，這是重用，實則棘手：三萬余人的部隊裝備雖好，卻因頻繁換防士氣散亂。劉戡硬起手腕，拉出師團級軍官“開小灶”訓練，一度收攏人心。西北野戰軍方面則判斷，“西安路上若有一只精銳，正是此軍。”中央軍委電示：設法策反最佳，不成則以機動圍殲。

值得一提的是，延安方面并非沒有用情感牌。老同學、老下級、乃至早年受劉戡照拂的山西八路軍干部，都通過各種渠道遞話：“國共早已不是當年聯手抗戰的局面，勿作無謂犧牲。”據說劉戡只是擺手：“我跟老蔣學到今日，怎能半途而廢？”這句自認“忠義”的回應，決定了他的去向。

一九四八年二月中旬，胡宗南下令二十九軍與九十師北上增援洛川，意在扼守渭北。彭德懷看準時機，讓六縱、四縱在瓦窯堡以西繼續佯攻，而主力悄然迂回至黃甫川。二十三日晚，西北野戰軍三個縱隊借夜色斷了二十九軍的退路。戰火初起，劉戡誤判我軍主攻方向，率主力西撤，反被攔腰截斷。槍聲混雜山風，他在炮聲中穿梭指揮，不斷有人勸其突圍，他搖頭：“若走，全軍必潰。”

激戰至二十四日上午，彈藥將盡，聯絡電臺被炮火摧毀。劉戡自知敗局已定，獨自躲進溝壑點燃最后一顆手榴彈。爆炸聲掩沒了那句傳聞中的絕命之語：“生不能報國，死當以死謝罪。”數小時后，西北野戰軍在廢墟中尋得其遺體，完好無缺，僅硝煙熏黑軍服。戰場整理畢，俘軍九千八百人，輕重機槍逾三百挺，胡宗南精心打造的“王牌”近乎瓦解。

消息傳到南京，蔣介石震怒，當夜給西安飛電：“即日免胡宗南西北‘剿總’總司令職，留職察看。”表面雷霆，深層卻是哀慟。隨后密令陜軍派專車迎回劉戡靈柩，按上將軍禮下葬兆園。胡宗南在吊唁中寫下挽聯：“肝膽照千秋，成敗付笑談。”然而前線軍心已動搖，再難復往日之銳。

倘若僅以成敗論英雄，劉戡不過眾多殉于內戰的將領之一；可若翻閱檔案，會發現他一生里始終掙扎于“忠于誓言”與“民族大義”之間。抗戰時，他敢頂撞何應欽；戰后，他又拒絕了共產黨遞來的橄欖枝。思維固執，是他身上的雙刃劍。有人感慨：“換個環境，他或許會是另一位葉挺。”這句話未必公允，卻道出了那個時代的殘酷——個人抉擇往往壓在時代車輪下，無處退讓。

今天在西安北郊，劉戡墓碑仍立，石獅風化，草木掩映。偶有老兵路過，會低聲道：“那人不壞，就是想不開。”是非成敗，俱成過眼。真正留下的，不過是一段寫滿血與火的姓名錄，一排排寫著“抗日”“宜川”兩個大字的舊戰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