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有些“任性”，有意見就辭職，辭過團長、師長，挽留不住少打仗

一九四八年十月三十一日夜，沈陽剛剛宣告解放，北陵方向的寒風卷著硝煙往城里灌。時任遼西某獨立師師長的王兆相站在城頭，看著城內昏黃燈火，心里卻并不踏實。他原本不該出現在這里——按照最初的編制，他本來屬于林彪手下那支以攻堅見長的六縱十八師。若不是兩年前的那場“賭氣”辭職，這次遼沈戰役的主力序列里，理應有他的位置。

王兆相出生在陜北橫山縣，和很多陜北子弟一樣，少年時被白色恐怖逼得無路可走。一九三二年，他為紅軍當交通員，常背著布袋穿行山嶺，好幾次命懸一線。后經謝子長、劉志丹引薦，他踏進了紅二十八團的隊伍，先做警衛，緊接著投入神府根據地建設。這段歷練，讓他養成一種直來直去的脾氣——行就行，不行轉身就走。

一九三六年春的響水梁戰斗，是他第一次“鬧情緒”。那時他已是紅三團團長，正面迎戰榆林守軍。激戰三晝夜，一連子彈消耗過大，繳獲寥寥；二連卻戰機好，撈到滿背包彈藥。王兆相考慮全局，命二連勻給一連，可二連連長執拗，說什么也不愿。王兆相當場發火，批評連長不顧整體。沒想到事后二連越級告狀，特委書記趕來開會，說要“整團結”。王兆相覺得面子掛不住，順口就把團長職務往桌上一撂，提出去延安學習。特委書記竟一口答應，他的團長就這么丟了。

離開前夜，老戰友悄聲問他：“后悔嗎？”他搖頭，卻低聲嘀咕一句，“總得讓他們知道規矩。”那天月色慘白，他扛槍走出駐地，成了第三次被動回鄉的紅軍干部。幾個月后，他又被重新調回前線，掛了個神府特委軍事部副部長的牌子，火頭依舊沒滅，卻只能埋頭干活。

抗日戰爭期間，王兆相在三邊地區帶部隊打游擊，性子仍舊那般倔。戰友們背后說他“張弛有度”，也有人說他“有點軸”，可沒人否認他用兵果決。西北野戰軍進入東北后，他被編進六縱十八師當師長。六縱部隊號稱“南昌起義衣缽”，十八師雖是后來組建，卻靠硬仗闖出名頭。王兆相到任才半年，就迎來了一九四七年“三下江南、四戰四平”里最艱苦的一役。

四平街西南角那片谷地，十八師從拂曉打到黃昏，整整攻了十七個山頭，傷亡近三千人。縱隊主攻任務沒能一步到位，指揮部事后總結，只表揚兄弟部隊，批評十八師“突破不力”。王兆相胸口憋著火，在縱隊會址里重重一拍桌子：“首長，我申請調離！”短短十個字，把屋里空氣都震住了。劉亞樓聞訊趕來勸他，“老王，部隊離不開你。”他卻反問一句：“舍不得我，為何不給兵補充？”語氣平淡，卻已無回旋余地。

這一次，挽留沒有成功。王兆相被批轉后方，先到興城軍分區，又接手新組建的某獨立師。獨立師從老區抽來的兵源多，作戰經驗卻薄弱，他干脆拉著部隊再練三個月，實彈射擊、夜間行軍，樣樣比照主力。遼沈戰役里，獨立師主要擔任圍困長春和接防沈陽的任務，槍炮聲震耳欲聾，卻沒有體驗“攻堅第一梯隊”的快感。戰后軍委讓他留守沈陽，負責城防，他卻再次提出南下要求。組織這回沒有攔，隊伍在四九年春隨第二野戰軍一路入湘剿匪。等打完湘南一帶的土匪，津浦線以北的炮聲早成往事，王兆相又一次與大決戰擦肩而過。

事后有人替他惋惜：若非兩度辭職，他的軍功簿上還會添多少星星？但了解他脾氣的老部下卻說：“王師長認死理兒，不想委屈自己。”或許正因這種倔強，他在戰場上敢拍板、敢亮劍，可同樣的倔強，也讓他與若干次關鍵戰役失之交臂。

建國后，王兆相出任廣西軍區副司令，帶隊下鄉搞農田水利，一干就是幾年。部隊舊事提起，他只淡淡一句：“少打幾仗，命保住了，也不虧。”只是每逢戰友來信提起遼沈和平津的熱血往事，他總會沉默片刻，把煙頭摁進煙灰缸，再去操場看新兵練隊列。

翻完王兆相的檔案，人們常在評語欄里看到兩行字：性情耿直，剛烈過人；遇事好走，不言悔。前一句送他上沙場，后一句讓他在功勛簿上留下空白。命運經常這樣，以人性的尖棱角，刻下不同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