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兵種擬降為兵團級，考慮不好授銜改為正軍級，他卸去政委職務

1979年深冬，京西一棟平房燈火通明。張震走出會議室時哈著熱氣，身邊參謀低聲問：“首長，三個兵種的方案，要定了？”張震只答了四個字：“余地不大。”幾個月后，第二階段精簡整編方案被寫進文件，時間最終鎖定在1982年。

國防工業與戰備環境同樣需要瘦身。一線部隊已完成裁軍三十余萬，接下來輪到技術兵種：裝甲兵、炮兵、工程兵，以及早已獨立成軍的鐵道兵、基建工程兵。指導思想很直接——集中指揮，減員增效，但真正落地卻觸動了不少老資格的神經。

若把鏡頭拉回1950年，裝甲兵、炮兵、工程兵誕生之初都是“大塊頭”。那時仿照蘇軍體制，大軍區級的牌子掛得響亮，人、馬、設備一應俱全。三十多年一路擴編，軍旗早扎根，校院、工廠、倉庫遍地都是，突然改成總參直屬業務部，心理落差可想而知。

1957年的八總部改三總部曾引來不少爭議，而60年代西藏軍區、內蒙古軍區降格為正軍級時，也鬧過情緒。干部們一肚子意見，歸結到一句話——“不是怕摘星，是怕丟舞臺。”這兩句大白話，比任何文件都直白。

張震受命穩住新一輪調整，從春天開始頻繁走訪三個兵種機關。會上他喜歡先聽，“你們先說”。有人拍桌子，有人搖頭，也有人沉默。最難的一點在于：干部分流必須找準出口，既要給新生力量讓路，又要顧全資歷與情感。

擬定兵團級最先提出，紙面上看似折中：兵團比大軍區低，比軍高，可一旦恢復軍銜制，兵團主官有可能戴中將甚至上將肩章，以后在總參開會坐次如何排？正副總長與兵種司令同銜同級，指揮鏈變得尷尬。張震琢磨了幾夜，干脆壓到正軍級，層級清晰，銜級也好對應。

“老莫，你看這方案行不行？”張震找來裝甲兵政委莫文驊交心。莫文驊抿口茶說：“編制可以縮，人不能垮。部隊士氣若沒了，坦克再多也就是廢鐵。”不到二十字對話，定下后續工作的調子——思想先行。

莫文驊的擔憂有底氣。1967年他因“特殊原因”離崗，1975年復出，帶著一口氣重整裝甲兵。兩年時間，他拍板恢復裝甲兵指揮學院、工程學院等四所院校，建立指揮、技術兩條線的分級培訓制度，哪怕是在燃料緊缺的歲月，依舊硬擠經費搞野外駕駛與夜間射擊。基層對他服氣，因為“老莫懂坦克，也懂人心”。

1982年文件正式下發，裝甲兵領導機關撤銷在即，莫文驊已七十二歲。和不少同齡將領一樣，他選擇退居二線，把位置讓給更年輕的行家里手。離開軍營那天，裝甲兵大院里沒有儀式，只有幾名學員在路邊敬了個禮。莫文驊揮揮手，上車前回頭看了眼那面灰綠軍旗，沒有多說一句。

同年，炮兵司令、工程兵政委也陸續辦理離休或轉崗手續。五年前文件還寫著“干部終身制”，此刻卻明確提出“四化”干部方針，年輕化、專業化、知識化、革命化四個詞成了選人標準。精簡整編不僅調整了編制，更像一把手術刀，把新時代的軍隊輪廓雕出了雛形。

部隊縮編并非簡單減法。裝甲兵、炮兵、工程兵合署后，技術標準得統一，院校教材要重編，科研計劃要歸口。總參新成立的裝甲兵部不過兩百來人，卻承擔了千余輛坦克、數百門自行火炮的升級論證。有人抱怨編制緊張，也有人興奮終于可以“一條龍”對接總參。觀念變，效率隨之而來。

1988年，軍銜制恢復。總參裝甲兵部主官佩戴少將、中將肩章，與當年的設想完全貼合，后任也無須為銜級尷尬犯難。那一年，莫文驊已到人大履職，偶爾聽到老部下來京開會，會湊過去打聽裝備改進。“不喊我名字，叫政委就行。”他總這么說。

回頭看，1982年那次整編留下兩筆賬：一筆是數字，數萬人員轉業、若干部隊降格；另一筆是人心，老一代將領讓賢，新一代軍官走上前臺。賬目清晰，卻也寫滿沉沉的分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