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假的任務，何不由學校主導完成？

　　近日，常州市擬推行義務教育學校春秋假制度，引發社會熱議。支持者看重其素質教育與親子互動價值；反對者則憂慮雙職工家庭的托管難題。而在日前召開的江蘇省兩會上，也有代表委員提出關于推動春秋假的議案建議。筆者不禁回想起童年的“夏忙假”“秋忙假”，那是在夏秋農忙季節幫助父母農田里的夏收夏種和秋收秋種。隨著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的實施以及農業機械化的發展，農村中小學生的夏秋忙假皆已于上世紀末退出歷史舞臺。如今風生水起的春秋假，其目標任務當然大大不同于其時夏秋忙假的支農助農。

　　我們來看看當下春秋假動議的諸多預設目標——“親子活動”，父母或爺爺奶奶每天早晚都在進行；“接觸社會”，周六周日可以創造機會；“走進自然”，寒暑假可以有足夠時間安排。若將春秋假與“支持文旅、促進消費”掛起鉤來，則不免令教育工作的著力點顯得有些偏移了。至于“素質教育”，那就更有點玄虛了。它更依賴于老師父母家校日常的言傳身教、潛移默化，依賴于教育部門制度化的課程設置；指望短短幾天的春秋假實現素質教育的重大突破，不免有些理想化。

　　那么，既然全國多地正在探索或已啟動春秋假，筆者倒是認為，春秋假的任務，應由學校來系統組織并主導完成，這或許是更優選擇。理由一，教育效果更能保障。在老師指導下，學生參觀博物館、深入自然，能進行更有深度的學習領會并互相討論、加深理解。理由二，社會成本大幅降低。可已避免家庭倉促無措、企業左右為難。相較于代表委員所提的“稅收優惠引導企業給假”等復雜方案，學校主導更為高效直接。理由三，便于統一管理與公平實施。目前各地假期時長、托管安排、社會機構參與模式不一，易造成混亂與新的教育不公。如浙江寧波、廣東佛山、四川宜賓湊成5天；湖北恩施不少于7天；杭州為無處安放的學生提供3天托管；專家建議規范托管收費，完善教師加班薪酬；鼓勵社會機構組織游學、場館育人課程，感覺有點亂。學校統一組織，能確保無處安放需要托管的學生尤其是農村的留守孩子，都能獲得有質量的實踐體驗。

　　此外，由學校主導還能回應一個根本性質疑：如義務教育階段的學生全年在校時間，國家有沒有統一規定？從教學日中“挖出”春秋假，將學生“放歸”家庭與社會，是否合理合規合法？完成國家法定的教育工作方案或任務，是否需要必要的教學工作日？學校教學安排中已有的“綜合實踐活動”課，可否承載春秋假所設想的教育目標？我們注意到甚至有些地方，放起了“雪假”讓學生回家滑雪，似乎假期多多益善，如此能否確保必要的教學工作日完成國家法定教學任務？倡導構建“社會支持、家庭參與、學生自主”的春秋假，唯獨學校不必擔責？

　　事實上，不難發現，發出推動春秋假呼聲者，不乏從事教育工作的校長老師。我們更需要厘清：這一舉措是為了豐富教育形式，還是無形中轉移了本應由學校承擔的教育職責？教育的創新，應首先立足于學校主陣地，通過優化校內課程與活動設計來實現，而非簡單增加假期、將責任外推。如此，方能讓政策紅利真正惠及所有學生，緩解家長焦慮，回歸教育本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