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面文章丨以推進共同富裕為著眼點促進經濟增長

長期以來，公平與效率的平衡一直是政策討論的焦點。“效率優先、兼顧公平”這一提法為改革初期打破大鍋飯，發揮市場主體活力，促進經濟大踏步發展提供了有效的政策指引。黨的十六屆五中全會做出的“十一五規劃”建議，根據當時的經濟社會發展狀況提出了“更加注重社會公平”的表述，這也為這一時期社保體系的初步建立、取消農業稅等政策做了理論鋪墊。黨的十八大以來，伴隨著我國經濟發展進入新的階段，公平與效率的關系進一步適時而變。黨的十九大明確“更高質量、更有效率、更加公平、更可持續的發展”，將公平與效率并列為核心發展目標。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效率與公平相兼顧、相促進、相統一”，強調二者動態平衡。當前，我國經濟下行壓力較大，拖累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之一是內需不足。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堅持擴大內需這個戰略基點，堅持惠民生和促消費”。近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明確“增強政策前瞻性針對性協同性，持續擴大內需、優化供給”。內需不足這個問題的本質是分配，分配則還是公平與效率的問題。效率側重點在于分配要更有利于刺激供給，公平則似乎更多地關注消費側、需求側本身。在人工智能迅速提高生產效率的時代大背景下，內需不足拖累經濟發展說明供給已經不是問題，貧富差距過大造成的邊際消費傾向高的群體卻沒有消費能力，有消費能力的人群因為消費已經飽和而沒有消費意愿才是問題核心所在。因此，當前啟動經濟發展引擎的關鍵在于以推進共同富裕為著眼點，確立“以縮小貧富差距為標桿”的政策目標框架。惟其如此，才能夠通過拉動內需推動經濟的穩步發展，同時更加彰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凸顯習近平經濟思想的鮮明特征。

本文刊發于《環球財經》2026年1月刊

一、貧富差距過大拖累經濟增長

貧富差距過大是制約經濟體保持長期增長并墮入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因素。世界銀行將經濟體人均國民總收入（GNI）維持在4466- 13845美元區間，且經濟長期停滯的現象，稱為中等收入陷阱。典型如阿根廷、巴西等這些資源依賴型國家社會動蕩、經濟衰退期超過30年。該類國家的顯著特征是收入分配極端不均，基尼系數長期維持在0.53- 0.61。與此相反，日本在經過了23年的經濟高速發展期之后，基尼系數持續下行至0.26左右；韓國經濟高速發展期歷時35年，基尼系數在工業化初期因收入差距一度拉大至0.39，但通過工資普漲和社保擴面，最終使基尼系數穩定在0.26至0.29的低位區間，兩國均避免了中等收入陷阱。

貧富差距過大還是造成經濟危機乃至社會動蕩的重要因素。美國歷史上大蕭條前夕，貧富差距也達到了極高的程度，0.1%最富有的家庭收入總額等于42%最貧窮家庭的收入總和，近四分之三的美國人年收入低于2500美元，最富有的0.5%的家庭擁有美國近1/3的凈財富，隨后美國經濟陷入了嚴重的大蕭條，經濟增長周期大幅縮短。2024年孟加拉國發生大規模騷亂，直接導火索是該國的公務員配額制，但根本原因在于貧富差距擴大，根據世界銀行數據，孟加拉國2022年的基尼系數是0.53，這種巨大的貧富差距，加上高失業率，是2024年騷亂的重要社會背景。

當前我國面臨同樣的風險，必須予以重視。2008年，我國基尼系數達到0.491的峰值，2015年降至0.462，近年均在0.46 - 0.47區間波動。雖然比2008年有所回落但仍超過了0.4的國際警戒線。在諸多拉動內需的研究和政策建議中，高達150萬億（2024年數據）且近三年每年增長15%左右的居民儲蓄總額似乎暗示消費能力并不欠缺，只要給予一些消費補貼刺激就能夠拉動內需，但相關措施均收效甚微，究其原因在于貧富差距帶來的的結構性問題。招商銀行2024年年報顯示，其金葵花客戶（日均總資產在50萬元及以上的客戶）占其零售客戶的2.49%，但貢獻了81.9%的資產。這從一個側面表明，150萬億元的儲蓄總額絕大部分屬于消費飽和的群體。因此，那些只看總量不看結構，認為引導居民把這些儲蓄轉為消費即可的意見，在實踐中是行不通的。居民消費不振只是表象，核心依然是貧富差距問題。

貧富差距引起的儲蓄高企、消費孱弱也是通貨緊縮的關鍵誘因。譬如明末的銀荒。明萬歷年間，張居正之所以能推行“一條鞭法”，主要原因是當時美洲和日本白銀的大量輸入。明末雖然美洲白銀減產，日本限制貿易，但是明朝絲綢和瓷器的出口地位無可替代，明末對外貿易仍處于順差狀態，1600年至1640年，每年流入中國的白銀高達185.6萬兩，是此前三十年年均流入量的一倍以上。1636年至1644年的崇禎中晚期，在生產遭受災害和戰爭雙重沖擊的情況下，明朝每年仍通過貿易順差流入白銀30萬至60萬兩。明末官方加征三餉也并非銀荒的主因，稅收抽取的白銀最終也應該回到市場。且即便從民間加征，明末官方財政收入太倉庫歲入300萬兩，加征三餉實際收入1000萬兩。而張居正時期，太倉庫歲入400多萬兩，全國田賦折銀2600萬兩。明末銀荒的根本原因在于：在貧富差距極大的情況下，官僚地主階級窖藏囤積白銀，導致流通中白銀緊缺，形成明末銀荒的“通貨緊縮”效應，進一步加劇明末的危機。這一前車之鑒值得高度重視，在現代信用貨幣與經濟體系下，盡管貨幣形態和金融工具已發生根本變革，但上述邏輯仍以新的形式重現。當前大量高凈值人群持有巨額儲蓄避險，不進行生產性投資，個體消費總額有限；與此同時，低收入群體工作流失、收入低微、社會保障不足，不得不壓縮開支、消費降級，有效需求持續萎縮。這種“富者儲而不用，貧者欲購不能”的局面，導致在儲蓄總額高達150萬億以上的情況下，社會總需求長期低于總供給，價格水平陷入下行通道，青年失業率在口徑調整的情況下仍然達到17%，整個經濟有陷入通貨緊縮與增長停滯的惡性循環之中的隱患，這種情況亟待改變。

二、創新發展必須兼顧共同富裕

堅持創新發展是世界范圍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大背景下，引領我國走在世界前列的重要發展理念。“十五五”規劃建議對創新發展做出一系列的謀篇布局乃至具體部署，與此同時，“十五五”規劃建議明確提出，要“加強產業和就業協同，積極培育新職業新崗位”，把高質量充分就業作為優先目標。這實際上表明，“十五五”規劃建議在強調堅持創新發展的同時，對充分就業及其中蘊含著的共同富裕問題的關切。

在新一輪科技革命的帶動下，傳統崗位被新興崗位替代的速度加快，就業結構和收入分配都呈現出明顯的分化特征，對共同富裕產生重大影響。

其一，科技革命大范圍重塑整個勞動力市場，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從2000 年至2023 年的48.13%，預期這一比重將會升高。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增加對收入分配的影響比較復雜。第三產業內部不同行業之間收入差距較大，如金融、IT等高附加值行業薪資是傳統服務業的3-5倍，擴大技術溢價差距。與此同時，根據美國近二十年來的數據表明，技術進步帶來的就業崗位大變化的趨勢是服務業中高薪（管理/技術）和低薪（外賣/保潔）崗位增長占比達85%，中等收入崗位萎縮。國內情況來看，以杭州為例，2023年第三產業占比70%，但程序員與網約車司機時薪差距最高可至6倍以上。類似外賣員等新興服務業社保覆蓋率不足60%（制造業超90%），加劇低收入群體脆弱性。由此可見，科技創新帶來的第三產業從業人員比重的增加，客觀上將會加劇貧富差距的擴大。

其二，主力出口產品的變遷也導致貧富差距的擴大。傳統的以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的服裝、家具、家電出口老三樣已經被技術密集型的電動汽車、鋰電池、太陽能設備新三樣所替代。機電產品整體占比雖然大體相當，但是具體產品也已經從加工貿易為主的電器電子機械裝備升級為電動汽車、集成電路、船舶等高附加值的技術密集品。這一轉變雖然完全符合產業發展乃至國家發展的大方向，但是客觀上，這也帶來財富的進一步集中。技術密集型產品附加值高，勞動者收入大幅高于傳統行業，比如新能源電池工程師平均年薪 24 萬元，而傳統紡織業崗位年薪僅5.8 萬元，二者差距達4倍，但是前者所覆蓋的勞動者數量遠遠低于后者。2008年，制造業總就業約1.02億人，根據出口交貨值占工業增加值的比重（約45%），推算出口制造業直接用工約4500萬人至5000萬人，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就業120人- 150人。同口徑計算2024年出口制造業直接用工約2800萬至3000萬人，每百萬美元出口拉動就業29.1人。這一數據表明，雖然出口升級符合發展的方向，但是出口創匯直接惠及的人口大幅減少，企業和企業股東本身的收益大幅度提高，客觀上造成貧富差距的擴大。

在鼓勵創新發展的進程中如何統籌就業和收入調節，一些域外經驗值得借鑒。韓國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以后堅持以科技創新為主線，同時強化收入政策調節，如提高個稅起征點，減低中低收入群體稅負；恢復大股東資本利得稅，對高收入者加強財產稅征收；對中小企業實施遺產稅延期繳納政策，防止家族企業因稅負倒閉，推行“新村運動”縮小城鄉差距等。韓國在其70年代至90年代經濟高速增長的情況下，基尼系數卻先高后低，最終穩定在較低層面，稅收再分配效應顯著，形成了“技術創新—收入改善—內需擴大—再投資增長”的正向循環。韓國的經驗說明，分配公平與創新效率并不矛盾，相反，收入分配的合理化為創新提供了社會基礎和穩定預期，為長時間的經濟增長奠定了基礎。

三、政策建議

上述分析表明，貧富差距過大是制約一國實現長期經濟增長的重要因素，創新發展與追求共同富裕并不矛盾，保障公平能夠更好地提高效率。如何在堅持創新引領的情況下，防止貧富差距持續拉大？如何以推動共同富裕為抓手，促進經濟長期健康發展？黨的二十屆四中全會提出的“有效市場與有為政府相結合”正是解決問題的指引：在發揮市場決定性作用的同時，必須以共同富裕為重要政策導向，將“縮小貧富差距”提升至宏觀經濟調控的重要目標之一，在經濟政策抉擇上，果斷推動、優先選擇同時具備促增長與縮小貧富差距功能的政策。具體而言，必須從以下幾個方面著手施策：

1.進一步降低利率促進消費、投資，縮小貧富差距

降低利率是促進經濟發展的通行手段，在巨額儲蓄主要是少部分人所有的情況下，降低利率同時具備縮小貧富差距的功能。當前要考慮的問題無非是兩個方面：第一，實際利率是否過高？利率還有無繼續降低的空間？第二，降低利率會導致銀行利差的降低，在與房地產相關聯的壞賬大量出現的情況下，銀行系統在息差降低的情況下能否承壓？關于第一個問題，最新的貸款實際利率以一年期LPR計算達到2.2%，這還是CPI在11月份顯著回升至0.7%的結果，2025年前11個月的CPI平均值為0.0%，實際利率更高。這充分說明，利率存在下降的必要和空間。其二，2024年，A股上市公司總利潤約為5.2萬億元，其中上市銀行總利潤約為2.14萬億元。上市銀行總利潤約占上市公司總利潤的41%。2024年度，美國上市銀行總利潤約占美國上市公司總利潤的7%- 9%。2024年末，我國房地產開發貸款余額為13.56萬億元，整體不良率為4.8%- 5.0%；2024年末，我國個人住房貸款余額37.68萬億元，行業整體不良率0.7%。

2024年末全行業商業銀行貸款損失準備余額6.9萬億元，足以覆蓋可能存在乃至擴大的風險。由此可見，進一步降低利率乃至負利率不會對我國以銀行為主的金融系統帶來系統性風險。這種儲蓄總量和實際利率的高企造成通貨緊縮的局面，與明末的銀荒極其類似，經濟陷入“窖藏陷阱”，與國與民無利，只有利于食利的既得利益階層。這種“窖藏陷阱”與“流動性陷阱”的關鍵區別點在于：前者不是在利率極低的情況下產生的通貨緊縮，貨幣政策沒有用足而并非沒有用。現代貨幣體系則提供了解決“窖藏陷阱”的鑰匙：通過降低利率乃至負利率來打破惡性循環，促進資金流入實體經濟。為此，必須排除既得利益格局的干擾，從全局出發制定貨幣政策，在縮小貧富差距的同時推動經濟發展。

2.著力調整稅制結構，確保再分配縮小貧富差距

黨的十六大報告曾提出，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但我國再分配所發揮的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長期偏弱，再分配使基尼系數僅下降3%- 8%，遠低于OECD國家普遍30%- 40%的降幅。再分配主要包括稅收調節、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三個方面。從當前情況來看，稅收調節和社會保障存在明顯短板，亟待調整。關于社會保障方面，已有諸多專家學者提出劃轉國有資產提升社保標準和覆蓋面的積極建議，在此略過不提。在稅收調節方面，間接稅比重過大，直接稅薄弱是老生常談的問題，但是長期得不到改進。改革方向也是非常明確的，主要是三個方面：

一是優化間接稅結構，除了增值稅的結構性調整和消費稅的提質擴圍以外，要對出口退稅進行結構性調整。前文已述，我國出口產品結構已經換代，產品附加值提高，勞動用工也已大幅減少。因此，有必要針對近兩萬億元的出口退稅進行結構性的調整，減少對產品附加值高、用工人數少的出口產品的退稅，將節省下來的資金更多地用于民生領域。這一操作既能夠縮小貧富差距，又能夠擴大有效需求，還能夠一定程度上減少國際貿易爭端。

二是加速健全直接稅體系。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要“健全直接稅體系”。我國直接稅體系孱弱，主要原因就是房地產稅和遺產稅的缺失。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為實施房地產稅做了房地產聯網登記、身份證清理等大量的基礎準備工作，但是面對2019年以前房價狂飆突進的局面，調控手段卻始終囿于消費端限購、生產端限貸等行政手段，遲遲沒有從房地產稅入手進行規制。當下房地產一落千丈，拖累經濟，實施房地產稅更是投鼠忌器。實際上，當前仍有穩妥推進房地產稅且有利于提升市場信心的路徑，相關內容已在《改革內參》2024年第3期詳述，在此不做贅述。遺產稅則只聞其聲不見其人，制定實施遺產稅沒有技術障礙，阻礙遺產稅出臺的主要因素在于對資本外逃的疑慮，實際上，OECD國家38個成員國中有24個征收遺產稅，一些未征收遺產稅的國家也以資本利得稅替代遺產稅的功能。人才和資金完全沒有必要從一個開征遺產稅的國家轉移到一個已經有健全遺產稅征收機制的國家。因此，只要破除既得利益格局，下定決心，找對方法，設置合理的豁免條件，就能夠推進構建有效的直接稅體系，繼而縮小貧富差距，確保經濟可持續發展，最終實現全面建成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目標。

三是健全配套措施。健全配套措施主要分為兩個方面，其一是健全配套稅種，譬如推行遺產稅，必須與贈與稅相協同。為引導高收入群體參與第三次分配，配套慈善捐贈稅收優惠等等。再如針對數字經濟的稅收補位，對具有壟斷地位并獲得畸高利潤、且科技研發投入占比較小、提供就業崗位少的平臺企業適當進行稅收調節。其二是稅收征管的配套協同，這里特別要注意的是稅收征管措施的強化特別是數字化手段的實施，必須與合理降低稅負相協同。過去一些不合理的稅收標準之所以沒有對經濟社會造成很大影響，很大程度上因為征管的不完善。一旦強化稅收征管措施，則有可能給經濟社會帶來極大負擔和傷害。因此，稅收征管措施的強化有必要納入宏觀政策一致性考量。另外需要注意的是，稅收結構的調整，要更多地從消費端入手，盡量避免從生產端入手。譬如同樣是直接稅，個人所得稅、企業所得稅主要集中于財富的生產端，房產稅、遺產稅則處于消費端，以稅收推動共同富裕，又能夠促進經濟發展的關鍵在于放活生產端，平抑消費端。

3.以縮小貧富差距為導向，更有效率地使用財政資金

財政資金的轉移支付是縮小貧富差距的核心抓手，財政資金又是有限的，必須務求實效，避免“撒胡椒面”式低效投入。在當前需求不足的宏觀背景下，必須以縮小貧富差距為導向精準投放，最大程度提升資金的乘數效應。研究表明，財政資金向低收入群體傾斜可顯著提升社會福利，每1萬元轉移支付對貧困家庭的效用相當于高收入家庭的5倍。教育醫療等公共服務投入每增加1%，底層20%群體收入增速可提高0.3個百分點。“十五五”規劃建議提出了“投資于人”的要求，并明確：“合理提高公共服務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增強居民消費能力”。整體方向已經確立，慣常的手段也無需贅言，但在一些具體領域，仍需要進一步討論：

第一，要挖掘直接向居民發放現金補貼的更多場景。在疫情及其他必要情況下，向居民直接發放現金補貼已經成為國際上的通行做法。2020至2022年，四分之三以上的OECD國家向全民發放了一次性補貼。我國雖然沒有發放普惠性補貼，但也從2025年元旦起面向3歲以下小孩家庭發放每年3600元育兒補貼，直到孩子滿3周歲。這一補貼獲得了廣大的社會好評，育兒補貼給一些困難家庭帶來溫暖，解決困難的同時也帶動了消費。育兒補貼按中央財政預算900億元加地方財政配套部分100億元，總金額1000億元估測，簡單按照央行派發基礎貨幣的4倍乘數效應計算，也能帶動4000億元的消費，約占2024年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的8.3‰。這一規模顯然不足以改變需求不足的態勢，但向民眾發放現金補助毫無疑問能夠顯著拉動消費且起到多方面的作用。假設國內向全民每人發放3000元，按14億人計算，總數為4.2萬億元，總數僅略超2024年專項債的水平，但是保守估計能帶動近15.4萬億元的消費（參考美國經驗，美國第三次補貼按購買力計算約為6000元人民幣/人，社零同比漲幅近28%。按寬口徑計算，中國月收入低于1000元的群體人口比率是美國低于收入中位數的人口比率的2.3倍左右，同口徑則達3至3.7倍，低收入群體邊際消費傾向是中高收入消費傾向的3倍。以此簡單估算中國補貼3000元/人，可增長社零約32.2%- 58%。），僅增值稅、消費稅等就能夠創造1.8萬億元至2.4萬億元的稅收。此外，發放現金可能帶來的M1上漲和通貨膨脹能夠有效打破當前通縮的態勢。在向全民(或約9億月收入在三千元以下的居民)發放現金補貼尚難以實施的情況下，挖掘更多直接向居民發放現金補貼的場景是一種更現實的選擇，譬如可以向育有14歲以下未成年人的單親家庭提供資助、可以向畢業兩年內還沒有找到工作的青年大學生提供資助、為新就業群體提供社保代繳資助等，這些都能帶來良好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并實現一舉多得的目標。

第二，破除“以工代賑”的路徑依賴，著眼長遠，將人工智能時代發放UBI（長期全民無條件基本收入）和推進共同富裕進行通盤考量。在生產力低下的封建時代，用“以工代賑”的方式應對天災人禍帶來的經濟社會困難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即便在工業化時代，生產和生活資料的生產也還沒有達到極大豐富的程度，同時生產仍需大量的人工，“以工代賑”仍有廣闊的實施空間。一旦進入“人工智能”這一千年未有的變局時代，諸多生產環節都將被人工智能操控的生產流水線所取代 ，生產領域的就業崗位將不可避免地愈來愈少，即便是服務業，在“人工智能”的沖擊下，就業崗位也都將逐漸流失。在此大背景下，政府的責任一方面是盡量確保在這一變化過程中，就業不出現斷崖式下跌，以免對經濟社會造成巨大沖擊，這也是諸多中央文件強調“穩就業”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則是要前瞻性地將UBI納入未來的施政考量，要通過UBI及類似的手段避免科技創新帶來就業崗位消失后造成的貧富極端分化。追求共同富裕本身就是我國社會主義制度的目標之一，從這個角度來講，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天生就契合“人工智能”的時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將是實現科技創新和共同富裕高度融合的典范。

（作者單位系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免責聲明：本文轉自環球財經雜志，作者陸琪、鄔嘉晟。文章內容系原作者個人觀點，本公眾號編譯/轉載僅為分享、傳達不同觀點，如有任何異議，歡迎聯系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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