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8年冬夜,黃河沿岸氣溫驟降到零度以下,日軍華北方面軍的參謀們圍著一只煤油燈討論新的南下計劃。桌上的地圖密密麻麻,惟獨陜西和福建兩塊地方被涂成灰色。“這兩省暫緩。”高級參謀淡淡一句,便讓作戰室陷入沉默。后來很多人納悶:東南、華北大片國土相繼淪陷,為何偏偏這兩省始終沒被他們全面攻下?
先看陜西。想從華北硬闖西安,第一道坎就是黃河。上游河道湍急,水面寬達二百余米,當年日本工兵帶著橡皮舟反復實驗,二十次嘗試無一成功。有人記錄過一句簡短對話:“大佐,渡河要多久?”“不確定,或許要命。”這并非夸張,機械化部隊面對缺橋少船的黃土高坡,坦克成了活靶,卡車干脆拋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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渡過黃河還不是終點。崤函古道、潼關天險一線排開,兩側山體高聳,公路狹窄,炸毀一處,后面的隊伍便動彈不得。再向西,延安的黃土梁峁星羅棋布,適合伏擊。八路軍總指揮部統計,僅1939年上半年,華北游擊隊在陜北設伏七十三次,擊毀車輛兩百余臺,足夠讓日軍輜重官頭疼。
戰略重心同樣影響決策。日軍中樞認為,華中、華南的港口與糧棉區才是戰爭自給的命脈,占下這些才有“以戰養戰”的可能。陜西缺港口、缺稻田,也沒有他們急需的橡膠與石油。再加上重慶政府在關中布置重兵,第十戰區一個集團軍常駐渭河平原,日軍若西進,兵力不夠,正面又無把握,自然按下暫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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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完關中,再談閩地。地圖上看,福建像一片突入大海的扇葉,外圍是被日軍牢牢控制的海面,按理講很容易一舉吞下。但真正踏上那片土地,他們才發現走錯劇本。八成以上山地,海岸距內陸一百公里不到,可海拔卻瞬間躥到千米。坦克炮口抬不起仰角,山道狹窄又濕滑,排尾的汽車得空擋滑行,炮彈搬運全靠肩扛。
當地民風也讓日軍吃盡苦頭。福建沿海居民自明清時期就和倭寇周旋,村村都有民團傳統。抗戰爆發后,閩中游擊縱隊、閩北支隊遍布各縣,幾乎實現“腳不出門就能遇伏擊”的局面。有意思的是,日本憲兵無奈給福州司令部發電:“山林伏擊、夜襲爆破,非正規編制亦頑強,難料走向。”字里行間透著郁悶。
當然,福州、廈門終究被占過。原因在制海權。日本第十一航空艦隊常年停靠臺灣基隆與馬公,飛機來回不過半小時。控制沿海據點既能封鎖海運,也方便掠奪物資。為了籌措軍費,他們放縱浪人集團大搞鴉片、假幣、走私。福州“黑龍會”一年獲利折合白銀數百萬兩,全部匯往東京軍需部。福建人把這種經濟掠奪稱作“軟刀子割肉”,比槍炮更陰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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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想把占領帶向山區,難度直線上升。日軍第十五師團曾計劃沿閩江西進,在永安、三明設據點,再配合廣東兵團北上合圍浙贛線,卻在戴云山脈栽了大跟頭。連綿密林里游擊隊動若脫兔,前腳炸橋,后腳埋雷,剛修好的公路明早又被毀掉。補給線被折騰得癱瘓,再打下去,兵力分散、成本翻番,不符合“打到哪兒吃到哪兒”的原則,于是臨時抽調部隊改援南洋。
陜西和福建能保住基本盤,除了地形和民團,還離不開全國戰局牽制。1941年底太平洋戰事擴大,日本陸海軍資源被虹吸到東南亞群島,國內工業原料告急,他們更想穩拿有橡膠和石油的地帶。華北、華中已成既得利益,西北高原與閩中山嶺卻是“高投入低產出”,于是成了被忽視的角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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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過,忽視不代表安全。日機對延安投彈一百七十余次,對福州進行兩輪大轟炸,平民傷亡慘重。抗戰不是傳奇,而是血肉筑起的防線。統計顯示,在陜西、福建參戰或犧牲的軍民超過四十五萬人,其中近三分之一是普通農夫、漁民、學徒。正是這些看似微小的力量,讓兩省未被全面踏破。
戰爭結束多年,再回到那個冬夜的燈光下,參謀們留下的灰色涂抹仍在舊地圖上暈開。它說明,侵略者即便兇悍,也要面對山河、民心與戰略現實的多重阻力。陜西黃土高原的崤函古道,福建山嶺與深澗,都在無聲地提醒后人:地勢可險,但人心更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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