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年，蔣孝勇一家赴老家溪口參觀，一老導游：您的溪口話講得正啊

1996年2月的蒙特利爾，一場罕見的暴風雪把街道裝點成銀白世界。公寓窗前，47歲的蔣孝勇裹著厚呢大衣，卻依舊止不住輕咳。電話鈴聲響起，醫生的話直截了當：“是食管癌，屬晚期。”雪花貼在玻璃上化成水跡，他卻握著聽筒，低聲嘟囔了一句：“得回一趟家鄉了。”

外人未必明白這句話里的分量。離開臺灣已七年，他本打算把余生安頓在加拿大，可“回一趟家鄉”一直被他壓在心底。父親蔣經國臨終囑托要落葉歸根，他自己也清楚，時間留給這件事已不多。醫生建議留院化療，他搖頭：治病可以兩地并行，但“認根”只能親身到場。

3月，他把計劃傳回臺北，李登輝得到通報，蔣緯國也被告知。消息放出去，關心者有之，勸阻者更多。蔣孝勇只回一句：“門口都到了，怎能不進？”很倔，也很蔣家。

準備行囊的間隙，他常摸那套明式家具的扶手——離開臺灣時他先買了家具再去找房子，說白了是怕在異國沒有“中式味”。這種執念，早在童年便埋下。1948年10月27日，他出生于上海，祖父蔣介石最寵小孫，常把四書五經念給他聽；可孩子調皮，常把“門弟子”聽成“名弟子”，秦孝儀一口寧波腔讓他鬧笑話，他卻記住了那股鄉音。

16歲那年，他鬧著要進軍校。蔣經國暗自高興，怎奈天不遂人愿，夜訓扭傷腳踝，連做兩次手術，最終不得不轉學臺大政治系。轉折在這位青年身上似乎成常態。大學畢業后，他偏要從商。父子僵持許久，蔣經國妥協，托俞國華出面，才讓他進“黨營企業”中興電工。不到三十歲，他已是總經理，營收翻番，外界驚嘆他是“蔣家最像經國的生意人”。

然而，父親晚年仍試探過：“政治這條路，你真不考慮？”蔣孝勇回答得干脆：“公務員不做，黨工不干。”留在商界反倒成全了他與父母的親情交流——蔣經國習慣叫他“勇”，有什么要緊事總讓他傳話。1988年1月，蔣經國去世，蔣孝勇失去了精神支柱，也失去臺灣政壇的防風林。隔年，他帶妻兒移民加拿大，離開之際宋美齡再三叮囑：“別忘了你們姓蔣，也別忘了自己是中國人。”這兩句話，他爛熟于心。

7月14日傍晚，他和長子友柏從溫哥華飛抵香港，中轉北京。洗澡時滑倒，醫生建議返臺治療，他卻堅持：“先把爹的事看一看。”三小時后，飛機降落首都機場，大陸方面特地安排北京醫院會診，三天聽診、化驗、會商，他默默記筆記，更多的想法卻在心里醞釀——祖母毛福梅墓旁那塊空地，是否適合再添一穴？

會診結束，一家人直飛寧波。為了不驚動媒體，汽車在夜色中穿過奉化縣，直到武嶺城樓才停下。蔣孝勇抬頭望祖父親筆題寫的“武嶺”二字，嘴角揚起，又趕緊掩住咳嗽。鎮上早已成旅游熱點，30元聯票就能逛遍蔣氏遺跡，他卻像回老屋的孩子，目光在每處廊檐停留，生怕漏了哪根梁。

找導游時，他刻意挑了位花白胡子的老人。石階口，轎夫殷勤兜售：“抬轎子吧，二十。”他擺手。對方又降價到十元，仍被拒絕。友柏、友常左右扶著，六百多級臺階，他一步沒落。到曾祖母王采玉墓前，獻花、鞠躬，神情沉靜；走向祖母墓前時，眼眶終于濕了，這座墓孤零零，難怪父親生前要陪葬。

回程途中，他忽用寧波話問老導游：“豐鎬房二樓還掛照片嗎？”老導游一愣，連聲稱是。再聽他絮絮補充蔣中正童年細節，導游忍不住感嘆：“您的溪口話講得正啊！”這一句激起旁人側目，蔣孝勇卻把帽檐壓低，沒有接茬。晚風吹起稻香，他在自家老宅門前佇立片刻，抬腳又放下，終究沒進門——很多往事留在記憶里比留在腳下更安全。

8月初，他回到臺北，隨即趕往國民黨十四屆四中全會。會場外記者追問“移靈”進度，他止步，低聲卻尖銳：“蔣家的事，不勞外姓人插手。”語氣頗沖，但背后是病痛折磨后的焦躁。醫生此時已確認癌細胞轉移腦部，化療方案要重新評估，他卻把注意力全部投到遷葬細節，圖紙、預算、法律程序，樣樣過問。

有意思的是，與病魔賽跑的他仍抽功夫翻唐詩。一次對友常說：“落葉歸根，是中國人幾千年的執念。父親若長眠他鄉，會怪我。”語氣淡淡，卻透出逼人的急迫感。遺憾的是，時間終究偏向了另一頭。1996年12月，食道癌引發并發癥，他在臺北住進榮總，術后并未脫險；1997年12月22日，蔣孝勇因多重器官衰竭病逝，年僅四十九歲。“移靈”工程被迫中斷，直到多年后才再度提上議程。

回望那年夏天，他登完600級石階時說過一句話：“走上來，算是還了點心愿。”這句隨口而出的感慨，如今成為他封存于溪口山風中的最后回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