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年，一名國軍少將的遺孀找到上海市長，聲稱：我丈夫是紅色特工

1965年12月的一個陰雨清晨，上海市府大門口多了一位頭發花白的婦人。她抱著一只磨損嚴重的硬皮筆記本，站在寒風里一連守了三天。門口的衛士勸她回去休息，她搖頭，只說一句話：“我要見曹市長，我丈夫是咱們黨的地下人。”寥寥數語，震住了在場所有人，也由此揭開了一段塵封多年的隱秘往事。

曹荻秋收到報告后，當即決定接見。房門關上，婦人雙手奉上那本斑駁的日記。市長翻到第一頁，墨跡雖已斑駁，卻還能辨出端正的小楷：“此身若為塵土，愿灑向人民。”落款，周鎬。一位早被列入“軍統叛將”名單的名字，再次躍入視野。

回到1924年，湖北羅田的清貧山村尚未迎來電燈，十四歲的周鎬挑著干糧，只身赴武漢考學。他的同窗回憶這位瘦高個少年時，說他“書本不離手，嘴里常念‘強國救民’”。三年后，他如愿進入黃埔軍校，卻因公開批評校長對蔣介石的盲目信從，被當作“異類”勒令退學。有人感慨他太鋒芒畢露，他卻淡淡回答：“人活一世，總得有點骨頭。”

被逐出校門后，他投身十九路軍，在凇滬前線挨過硝煙，也親歷1933年的福建事變。事變失敗，他被扣上“通共”莫須有罪名，送進監獄。巧合的是，負責審訊的竟是昔日同窗，此人一句“想活命就入復興社”，讓周鎬的人生急轉彎——他成了軍統特工。

1935年至1942年，周鎬在軍統如日中天：武漢站、廣東站、重慶督察室，一路官至少將。戴笠賞識他的機警，也忌憚他的心事太多；組織里的同僚卻常嘀咕，嫌他“書生氣重”。事實是，周鎬在刀尖上跳舞，內心卻早已疲憊。一次醉酒，他自嘲“軍統是蔣家的羅網，撈到的是國人的血”。

1943年，他被悄悄派往南京汪偽政府打前站。任務密令只有蔣介石與戴笠知情。進城第一日，周鎬就遇見了同鄉徐楚光。這位表面上做藥材生意的漢子，其實是南京地下黨聯絡員。兩人以“黃州魚面”作暗號，漸漸交換信息。周鎬第一次親眼見到共產黨員的舍生取義，被觸動不小。夜談中，他問：“真有那么一天，老百姓能翻身？”徐只回一句：“事在人為。”

1945年8月抗戰勝利，周鎬奉命接管南京。短短數周，他抓捕漢奸數百，沒等立功記獎，卻被軍統以“擅自行動”軟禁。那一年他三十五歲，才明白自己只是蔣介石手里的棄子。1946年3月戴笠墜機，軍統亂成麻團，他借機越獄，逃到上海，身上只有一塊破懷表與兩封未寄出的家書。

同年秋，徐楚光在法租界見到他，遞上一支香煙，說：“與其被當槍使，不如自己選邊站。”周鎬沉默許久，點頭成為特別黨員。他與妻子吳亞雪早有“假婚”掩護，索性將夫妻檔全部投向地下戰線。此后一年，他先后拿下兩樁策反大案：一是孫良誠，二是劉汝明。前者意志飄搖，被一句“陽光大道”打動；后者則因利益權衡，始終猶豫。

1947年鄭州失守，毛人鳳抓到一名落單的交通員，線索直指周鎬。審訊室燈火通宵，一份名單成了劊子手的催命符。徐楚光被捕后咬緊牙關，未供出一句。周鎬靠吳亞雪重金疏通僥幸脫險，卻也明白大網正在收緊。那年冬天，江淮一線的風像刀子，革命者的時間比子彈還寶貴。

同年底，他再次赴前線勸孫良誠起義。對方倉皇之際拍桌子怒罵黃百韜“拿兄弟當炮灰”，周鎬順勢遞話：“生路只有一條，別再猶豫。”孫點頭投誠，我軍省下數日苦戰。可是，人心如水，說變就變。12月21日，劉汝明邀他過淮河“細談”，周鎬相信了。船到中流，他被一隊便衣圍住，銬上鐵鏈，直接押解南京。

行刑當天，毛人鳳冷眼旁觀。周鎬沿著青磚路向前，回頭淡淡交代：“打準點，別歪。”槍聲過后，地下交通站卻空前活躍——他的犧牲換來更多人的覺悟。只是軍方封鎖消息，烈士的名字長眠檔案二十載。

故事回到1965年。曹荻秋合上日記，久久無語。夜色中，他讓人趕寫報告。12月下旬，組織正式批復：周鎬同志，革命烈士。補發撫恤、安排子女、交回那塊舊懷表，一切程序齊全，卻抵不上家屬一句“總算有個說法”。

值得一提的是，周鎬的遺物僅有三件：筆記本、懷表、還有一枚黃埔校徽。校徽背面刻著八個小字：“犧牲奮斗，忠誠為國”。命運兜兜轉轉，最終還是把這位“叛將”送回人民的隊伍里。

時隔多年，這段陳年秘辛被翻開，人們才看見那個風雨浪頭里的身影：當年他在軍統里運籌帷幄，卻把最珍貴的信任投向了人民。生如疾風，逝若流星，留下的并非傳奇，而是一條用鮮血開辟的隱秘戰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