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變之后，張學良被軟禁54年，麾下25萬東北軍為何沒人營救？

1946年仲春，在河北新樂的臨時營房里，一位年過五旬的東北軍老兵拍著膝蓋嘆氣：“要是少帥當年聽咱一句，哪有今天的局面？”這一聲唏噓，把人重新拉回十年前的西安事變，也拉出一連串錯綜復雜的選擇與博弈。

1936年12月12日凌晨，西安城外氣溫零下六度。槍聲甫定，蔣介石已經被張學良和楊虎城控制。東北軍年輕軍官興奮地說：“咱總算逼他抗日了！”然而同一時刻，電話線另一頭的奉系元老卻冷冷提醒：局面只贏了一半，接下來怎么放人才是最棘手的。事后看，這句提醒并非危言聳聽。

25萬東北軍的成分相當復雜。老奉系、少壯派、投機派交織在一起，內部裂縫早已暗藏。張作霖在1928年6月皇姑屯遇刺身亡后，表面上張學良順利接班，實則很多老資格只是迫于形勢低頭。彼時的他們，將“少帥”視為同輩，而非主帥。種子埋下，十年后發芽。

西安事變結束，張學良決定親自護送蔣介石返寧。12月24日晚，他把楊虎城和部下喚來，只說一句：“三天若無音訊，隊伍交托你們。”貌似周到，實則心存僥幸。因為他忘了問一句——到底誰能真壓得住整個東北軍？

1936年12月26日，張學良抵南京，槍械被當場繳走。宋美齡原想寒暄兩句，蔣介石卻揮手命衛兵：“房里關好！”南京的門關上，也宣告了張學良長達半個世紀的囚禁生涯。至此，懸念擺在25萬東北軍面前：救人，還是保命？

一周后，延安的電波傳來中共領袖的“期望東三省健兒轉移火線”的公開呼吁，這對年輕軍官是鼓舞，對老資格則未必。畢竟，他們和南京政府多年勾連，手里既有官銜，也有地盤。要他們為一個失去自由的人豪賭，不太現實。

有意思的是，東北軍內部迅速裂變成三大派。主戰派以少壯軍官為骨干，信奉“槍桿子里救少帥”。主和派希望談判換人，代表人物王以哲反復強調“兵不厭詐，不能跟中央軍撕破臉”。而“不救派”則借口“以大局為重”，背后算盤卻是自立山頭。

1937年1月8日夜，主戰派四十余人闖入王以哲寓所，一梭子子彈結束了這位老將軍的生命。鮮血把矛盾推向不可調和。老資格們怒吼：“竟敢對自己人下手，這還是奉系嗎？”局面徹底失控。

王以哲一死，蔣介石立即抓住把柄，命令中央軍第五軍入駐潼關附近，并放風“愿意接受整編的東北軍將獲得中央直接餉銀”。對于在西北挨凍的官兵來說，銀元比義氣來得直白。于學忠、孫銘九等人先后表態贊同整編，群龍無首的局面由此坐實。張學良寄望的托孤，從此化作泡影。

值得一提的是，楊虎城的抉擇更添幾分悲涼。他眼見內部火并、外部進逼，若執意硬撐，只能兩敗俱傷。1937年4月，他被迫寫下《自請改編呈》，向南京示弱。東北軍主要師、旅隨即被拆散：一部分編入中央軍，另一部分調往華南、川陜，番號與傳統同時消失。隊伍分散，營救更無可能。

“再不走，就徹底晚了。”同年5月，一批立場激進的東北軍青年軍官悄然離隊，赴延安投奔八路軍，后來在遼沈、平津戰場上打得風生水起。但他們的目標已不再是救少帥。“張將軍有他的歷史位置，我們有我們的戰斗”，這句在延安窯洞里說出的話，道盡了世事無常。

時間推到1941年夏，重慶歌樂山白公館。楊虎城被秘密囚禁，聽到守衛議論：“張漢卿還在貴州呢。”他苦笑搖頭。兩位主角的命運，從此走上各自的死胡同。張學良的蛛網般軟禁，靠的是蔣介石對奉系舊部的精準切割——散其兵、奪其權、控其心，直到沒人再提“救”字。

有人疑惑：東北軍真就甘心嗎？答案并不簡單。其一，張學良自己堅持“不與南京撕破臉”。他多次托人給蔣介石寫信，表示愿接受任何處分。部下縱有熱血，也被這層態度鉗制。其二，東北軍內部山頭林立，清算王以哲一案后，彼此更加不信任。其三，整軍改編讓多數將領獲得新官職，實際利益瓦解了共同立場。以上三點疊加，救援成了口號，缺乏行動。

戰爭的大潮滾滾向前。1937年7月，盧溝橋的炮聲掩蓋了一切內部爭論。東北軍各路番號散布在正面戰場，許多人在激烈作戰中犧牲。炮火的硝煙下，“救少帥”的呼聲被更直接的生死所替代。若干年后，幸存者在回憶錄里寫：“看見戰友一個個倒下，再提營救已覺奢侈。”字里行間，無法掩飾的，是時代洪流對個人選擇的吞噬。

1949年，南京易幟。張學良被轉往臺灣，身份從“西安事變主角”變為“特級戰犯”，警衛和監視更加嚴厲。大陸方面曾在1950年初通過香港友人遞話，希望他返鄉，但種種原因未果。此時的東北軍早已不復舊觀：當年投向延安的人成了共和國將領；留在國民黨系統的，大多隨軍去了臺灣或隱居海外。共同營救的現實土壤，已經不存在。

歲月無情。1990年1月13日，臺北北投草山新宅，張學良望向窗外，喃喃道：“東北軍的弟兄，都還好嗎？”可惜已無人回答。此時距西安事變整整五十四年，昔日25萬大軍的旗幟，只剩史書中的墨跡。

總結原因，無外乎三條線索交織：第一，奉系內部舊矛盾潛伏已久，西安事變只是導火索；第二，蔣介石高明運用“分化”“改編”“安置”三板斧，將東北軍拆得七零八落；第三，張學良本人堅持守信，不給部下制造武力相救的正當性。三條線索一旦匯流，想出現“數萬大軍突襲南京”這樣的劇情，基本不可能。

今日翻檢那段歷史，會發現一個殘酷規律：軍隊的忠誠多半系于利益、權力與硝煙。一旦主帥失去兵權，昔日的誓言再響，也抵不過現實的籌碼。西安事變給中國抗戰格局帶來轉機，卻把張學良推向了漫長囚籠；而25萬東北軍，則在凜冽北風中各自飄散，成為彼此陌生的“編制號”。命運如此，實在令人唏噓。